“年龄和性别歧视”：国际经济争端的新热点

　　章铮

　　3月25日，美国俄亥俄州的非政府组织Policy Matters Ohio（PMO）发布调查报告，指责美国通用电器公司（GE）的合资企业厦门通士达存在违法用工与工作环境污染等问题，理由之一是通士达“仅雇用32岁以下女性”。

　　4月10日，GE发布声明，认为PMO的报告“与事实不符”。但在用工年龄和性别问题上，GE承认“通士达的女性员工远多于男性员工,并且大多数都在30岁以下”,但同时称通士达“并没有针对雇用年轻女工的具体雇佣政策,同时在电子行业中,这种年龄和性别的组合也是十分普遍的”。

　　在笔者看来，就因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不仅是电子行业）中，企业用工年轻化或青年妇女化“十分普遍”，中国企业用工的年龄和性别歧视问题极有可能成为国际经济争端的新热点。

　　一般来说，劳动者进入中年后，体力、反应灵敏度或操作精确度都会下降，因而劳动生产率会逐步降低。而在简单、重复、枯燥的流水线作业中，年轻女工的劳动生产率又高于年轻男工。

　　显然，在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劳动者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的条件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服务业企业为了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在用工需求上必然趋于年轻化，尽可能地雇用青年工人，特别是青年女工。

　　使得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年轻化成为可能的，还有以下两个因素。

　　首先，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在“民工荒”爆发之前的20多年里，无论青年还是中年，中国乡村各年龄组都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

　　其次，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年轻化与中国的土地承包制度密切相关。在中国，由于农村土地按人口/劳动力数量承包到户且三十年不变，劳动生产率低而被企业解雇的中年民工可以回乡务农、维持生活。这就解除了城市劳动密集型企业解雇中年民工的后顾之忧。换句话说，在“民工荒”出现之前，中国城乡之间形成了青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服务业与低收入农业的互补机制。务工收入使得民工家庭在农业收入很低、入不敷出的条件下，能够维持家庭生活，而回乡后有地可种，又使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可以无后顾之忧地解雇进入中年的民工，从而使得低收入农业与青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服务业得以维持。

　　以上这种在中国人看来习以为常的用工状况，在发达国家的公众眼里却属于年龄和性别歧视。历史上，当发达国家处于今天中国的发展阶段、也在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时，其人口的预期寿命要比今天的中国短得多。具体来说，英国1838~1854年的人口预期寿命为41岁，德国1875年的人口预期寿命为37岁，美国1905年的人口预期寿命为51岁。因此，那些发达国家当时可以不考虑或少考虑中年工人的就业与生活问题。而今天这些发达国家总体上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大体平衡的情况下，无论企业如何推动灵活用工，都不会导致大规模的中年人失业。发达国家的企业在解雇中年职工时，一方面受到比较严格的约束，另一方面必须向被解雇职工提供高额补偿。因此，在欧美国家，失业率最高的群体不是中年，而是20岁以下的青年。

　　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导致了就业岗位的全球竞争。而可以多用青年工人特别是青年女工，则增强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对此，中国的企业家是直言不讳的。以打“价格战”著称的中国著名微波炉生产企业格兰仕的一个负责人，在谈及自己的竞争优势时，就一再提到，“我们到欧洲谈微波炉代工的时候，他们100美元，我们30美元就可以做……我们现在单位工时生产效率是他们三倍……他们生产线上的工人是40多岁，我们都是20多岁。” “美国生产微波炉的成本是800元人民币，而格兰仕只需400~500元……美国的从事微波炉制造的工人年龄一般在40~50岁，素质不如中国的年轻人。”面对就业岗位的全球竞争，欧美发达国家的利益相关方为保护自身利益，必然会抓住中国企业用工的年龄和性别歧视问题不放。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用工年轻化的局面将发生变化。随着民工荒的出现，企业的用工年龄在放宽。有关资料表明，中国农村30岁以下乡村青年劳动力资源正趋于枯竭。2005~2006年期间，民工中增长最快的是31~40岁的民工，2006年比2004年剧增41.8%。但企业用工年龄的放宽会经历一个长达15~20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完成之前，发达国家与中国之间关于中国企业用工的年龄和性别歧视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