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派视角看粮食危机

　　上周，泰国大米价格创下了每吨1000美元的历史最高记录，国际粮食市场的警报再度升级。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全国农产品生产价格同比上涨25．5％，其中小麦上涨8．7％，稻谷上涨3．5％，玉米上涨8．9％，豆类上涨36．5％。

　　粮食危机，这个似乎远离人类一段时间的词汇再次走向前台。此时，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秘书长王韧更加关注中国。

　　CGIAR被业内形象地称为“世界农业科学院”，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从事公益性农业科技研究与示范推广的国际机构。去年8月，王韧成为该组织自1971年成立以来的首位中国籍秘书长。

　　上个周末，王韧应北京市科委的邀请，参加中国首届生物技术与农业峰会。而对王韧来说，他要做的不仅仅是做一个国际农业发展趋势以及当前主要问题的主题演讲，从技术派的角度揭示粮食危机，对中国政府建言，也是其所担当角色的重要职责。

　　危机源于对农业的忽视

　　面对粮食价格的上涨，一种普遍被接受的观点认为“这与生物燃料的空前繁荣密不可分”。

　　而王韧认为，这只是原因之一，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很简单的例子如水稻，并没有用来作生物能源，但其价格也上涨得非常厉害。一年多以前每吨只有300多美元。

　　近十年的时间里，世界粮食需求增长较快，而主要粮食作物的生产增长幅度则相对较小，最终导致如今供求关系的失衡。

　　来自世界银行关于主要谷类产量增长趋势的资料显示，小麦、水稻、玉米这三种主要作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时每年的产量增长达到2．4％，而当时世界人口的增长率在2％以下。但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主要粮食作物的增长下滑到1．5％以下，水稻更突出，最低的时候每年只有1％，大大低于人口增长速度。今天的粮食供应不足从那时就已经初露端倪。

　　然而，产量增幅的下降却被各国的粮食库存所掩盖。1998年－2000年主要国家粮食库存达到高峰，而进入新世纪，主要粮食作物如水稻、玉米、小麦等的库存一直处于下降趋势。总的来说，粮食库存为供求关系不平衡提供了缓冲，实际上也遮掩了供求关系的紧张，拖延了价格的上涨。

　　更严重的是，这给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造成了错误的导向：一种自满情绪在扩张??当时发愁的是粮食仓库不够用。随之而来的是很多国家对农业投入和农业发展问题不够重视。

　　王韧称，现在粮食价格上涨或者说所谓食物危机，实际上是十多年来对农业投入不足，尤其是农业科技投入不足酿成的苦果。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推进和经济的增长，一些国家致力推动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加剧了粮食供求矛盾。“至于气候，尤其是旱灾问题，都不是主要原因。”

　　科技投入是中长期解决之道

　　国际水稻所资料称，从水稻的供应看，在未来十年，全世界每年需要比2005年多生产5000万吨水稻，也就是说每年的增长速度要在1．5％－2％，才能够满足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这是非常严峻的挑战。

　　王韧说，面对世界粮食价格上涨，各国领导人都很快做出反应。世界银行决定推行类似1930年代美国罗斯福总统应付大萧条的“新政”，通过全球粮食政策制定，来应付饥荒和贫困。世行行长佐利克呼吁主要西方国家马上给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五亿美元的紧急援助，用以提供给贫困人口较多的国家。一个星期前世界银行召开年会，就实施新政提到要加强科技投入。英国首相布朗向八国集团提出要协调行动，呼吁当前不仅要关注应急措施，更要注意中长期的解决办法，重点提出科学技术、科学研究问题。国际农业研究组织也在大声向世界领袖们呼吁，对当前食物危机的应对战略措施中，一定要包括加强科技投入的措施。

　　然而，现在世界领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制定新的市场政策，如粮食补贴、粮食援助、市场保护等，对于科学技术的投入还是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王韧透露，事实上，无论是国际还是各国的科技部门，都已经有一些比较成熟的农业技术，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迅速增加农业产量。比如说在云南山区，通过推行新的旱稻种植技术，水稻产量从过去的每公顷1吨－1．5吨，提高到了6吨，农民在两年之内就可以脱贫。再如非洲的国际玉米、小麦中心，最近已经研究出了抗旱玉米，能够在现有的农业种植生产条件下和中等干旱情况下，把当地的玉米产量提高30％，东北非洲已经种植了22万公顷。

　　此外，各国应该关注对“雨养田”（中国人叫“望天田”）的科技投入。比如南亚、非洲等地区的一些国家，不以具有灌溉条件的农业生产为主，印度45％的农业生产是靠天吃饭。而通过农业技术，在几年之内能比较快地把“雨养田”的农业产量水平至少提高一倍。

　　以水稻为例，在过去二三十年，世界科技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提高灌溉稻产量，而对“雨养田”，也就是非灌溉水稻的研究推广都忽视了，一直没有出现突破性进展。最近两三年时间，国际水稻研究所和印度国家农业研究中心，已经有一些品种在印度东部州进行实验，可以达到每公顷5吨产量，非常抗旱、耐瘠薄。不过，现在仍处于小规模示范阶段，因为优良种子的供应跟不上。而种子需要有一个产业链条，现在这个链条的环节尚不健全，其中有政策问题，也有技术问题和市场组织的问题，但这些工作近年来一直被忽视。

　　加强产后各环节技术的投入也很重要，包括储藏、加工、仓储中各种损失的预防与应对。每年这种产后的损失在15％－20％。

　　还有，挖掘“遗传资源”潜力，突破农业技术，也是中长期的目标。世界粮食产量新的突破点在于生物技术，眼下，国际水稻所保藏着11万份水稻资源，其中只有不到10％（也就是1万份左右）是做过研究的。挖掘公共领域遗传资源的潜力，现在就要开始研究突破性技术。

　　中国需要做什么

　　曾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的王韧，如今可以更方便地站在国际视角审视中国的农业问题，他在各个场合对中国政府不断进行着“游说”。

　　“中国政府应该坚定不移地加强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尽快实现‘十一五’提出的目标。”王韧说，让他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占农业GDP百分比还不到1％，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2．5％以上。他呼吁说，中国主要是灌溉农业，最近十年来主要粮食作物产量技术没有大的突破。因此，政府应该迫切加强农业科研单位和中国科学院、相关大学的协同攻关，培育和发展农业的突破性技术，尽快在农业产量水平上取得突破。

　　中国还应当考虑相关平台的建设，比如：对农业科技投入、农业种子产业的政策平台；让农民掌握信息的平台；技术平台。尤其需要加强公益性技术产品的提供，如私营的种子公司怎样拿到国有的遗传资源等。虽然这些已经不是新鲜话题，但是从国际农业机构的角度来看，很多平台的建设应该把国际机构、国际组织结合进来。比如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下属十个中心都保藏有遗传资源。这些遗传资源涵盖了世界主要的粮食作物和重要经济作物。但这些遗传资源保藏库的信息管理系统和中国的不对接，所以中国的单位没有办法直接享用其对外公开的信息资源。

　　中国现在正在大步走出去，对东南亚、非洲都有很多援助项目。但是，王韧直言不讳地说，他感觉到中国的农业对外援助有点事倍功半，因为它是自己单独进行，没有和当地的农业科研机构及国际科技组织进行协调，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王韧长期以来强调的一点是，中国对国际农业科技议程的制订在战略上认识不足、参与不够，未能有效利用这些国际资源为国家的战略利益服务，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在事关国际农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很难有机会和条件表达自己的主张。如《全球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研究议程和公约》的制订、转基因农作物的应用等，欧美发达国家的出发点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同，但目前的研究重点及评价标准基本被发达国家左右，这对未来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极其不利。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应该认识到捐赠的重要意义，逐年增加对国际农业研究组织的捐赠额，以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和更大的战略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