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的地震共识

　　　在灾难面前，经济衰退话题显得微不足道

　　冯郁青

　　一些从业于华尔街金融机构的中国人，正在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有效地促使众多大型金融机构给中国地震灾区捐款。

　　而中国媒体对地震灾难的透明报道，除了让西方人称赞之外，更多的是让他们对这场灾难产生了深刻的共鸣。

他们意识到，在这场灾难面前，所谓的贸易之争和经济衰退等话题是如此的微不足道。

　　华尔街的华人影响力

　　在纽约泛欧交易集团　（纽交所）任职的魏力是“全美华人金融协会”的董事，地震发生后，她和其他的董事会成员迅速发起了募捐活动。不仅如此，在危难时刻，她想让四川能得到更多更强大的支持者。

　　于是，5月14日，她与自己所在的纽交所CEO奈德瑞(Duncan　Niederauer)联系，希望纽交所能够向灾区捐助。奈德瑞告诉魏力，纽交所高层已经在讨论捐赠事宜，并且认为她的建议是很好的想法。

　　“其实，我后来知道前一天我们的CEO就已经在讨论怎么向灾区捐钱了，”魏力对《第一财经日报》说，“不过我是一个中国人，对灾情也更了解，比他们对中国的灾情也有更感性的理解。”

　　纽交所和其基金会在5月15日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向中国捐赠了50万美元，而且纽交所还倡议在此上市的中国公司给予中国更切实际的帮助。

　　像魏力一样，华尔街的很多中国人都在试图影响大的金融机构为中国的地震灾区做些什么。灾难的巨大破坏力使得所有的人都处在一种激动的情绪中，不仅是自己出一分力，还希望那些更有影响力的个人和更有财力的机构支持灾难中的人们。

　　“华尔街人”是纽约另外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华人金融人士的组织。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该组织在给其成员的内部邮件中，不断地更新着地震的最新情况。他们在自己的网站上把华尔街金融机构捐赠的数目与其市值相对应，产生出了一个社会责任的指数。比如纽交所捐赠50万美元，其公司市值是180亿美元，其社会责任指数是27.78；美林证券捐赠100万美元，市值460亿美元，社会责任指数21.74；高盛捐赠100万美元，市值720亿美元，社会责任指数为13.89；雷曼兄弟捐赠50万美元，市值230亿美元，社会责任指数为9.8；AIG捐赠100万美元，市值1160亿美元，社会责任指数为8.62；汇丰捐赠143万美元，市值2060亿美元，社会责任指数为6.94；花旗银行捐赠71.4万美元，市值1160亿美元，社会责任指数为6.16；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捐赠25万美元，市值540亿美元，社会责任指数为4.63。

　　“我希望我们这样做可以对这些银行有一定的同行压力，”陈迅勇，“华尔街人”的创始人之一对《第一财经日报》说，“美国的企业一般都有慈善的传统，我们想再推一把。”

　　“华尔街人”一位在瑞士信贷工作的成员直接找到该公司的CEO，促成了瑞士信贷许诺对所有员工捐款都进行2∶1的配对，也就是员工每捐一美元，瑞士信贷捐两美元。

　　“一般1∶1的配对比较多，”陈迅勇说，“像这种2:1的配对在华尔街的大公司里还是比较少见的。另外，我们一位在　Wachobia　银行的成员直接和CEO的交谈也促成了其捐赠。”

　　灾难前的共鸣

　　地震造成的灾难触目惊心，据民政部报告，截至26日12时，四川汶川地震已造成65080人遇难，360058人受伤，失踪23150人。紧急转移安置1438.2414万人，累计受灾人数4550.9241万人。这样的灾难已经不仅仅是中国，而是人类的灾难。而中国政府对地震的快速反应和媒体此次对于自然灾害前所未有的公开报道，不仅激发了国人也得到了世界民众极大的同情心。到5月26日12时，根据民政部的数据，中国获得国内外的捐助达到了史无前例的308.76亿元人民币。

　　一个个奋力求生的幸存者，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惨相，中国媒体将镜头聚焦于灾难面前个人的命运，　这在中国灾难的报道史上还不曾有过。而正是这些蕴含着巨大痛苦和无奈的悲剧让所有关注灾情的人唏嘘不已，感同身受。

　　格来斯曼（James　Glassman　)是地震发生后第一个给记者写电子邮件的美国人。“你能告诉我怎么为中国捐款是最有效的吗？”格来斯曼写道。

　　格来斯曼是摩根大通的首席经济学家。他说在深夜的时候醒来想到那些被压在废墟下无法挣脱的人感到非常的恐惧。

　　“我们天天在谈贸易之争、经济衰退，可是在这样的灾难面前一切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格来斯曼对《第一财经日报》说，“而且这样的灾难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格来斯曼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在这样巨大的灾难面前，帮助中国是每个人的利益所在。而尤其让他产生共鸣的是一个个求生者的艰难挣扎。

　　“你越看到人在灾难面前的命运，你就越发容易把自己联系在一起，随之而来的就是想去帮助他们。”　格来斯曼说。

　　罗宾逊（James　Robinson)是公关公司安可国际的高级职员，他对于此次中国媒体的报道印象极为深刻。

　　“这次中国媒体迅速报道出地震的真实情况，并且焦点集中在个人在地震中的命运，而不是集体或是国家，”罗宾逊对《第一财经日报》说，“这和西方媒体对灾难的报道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而正是这些个人的命运打开了人们的心扉，产生了最深刻的共鸣。”

　　罗宾逊认为中国政府的迅速援救和中国媒体的真实报道让人们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信心，而且也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同情和对中国的良好愿望。

　　卡耐基国际事务伦理研究院（Carnegie　Council　for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斯都尔特　（Devin　T.　Stewart)认为，中国媒体正在走向一个更加透明的方向。据他的观察，西方媒体对此次中国政府和媒体在灾难前的反应大都表示赞赏，认为报道很平衡。

　　“中国政府也在吸取以前处理灾难的教训，”　斯都尔特说，“另外，市场化的力量和网上论坛日益增大的影响力也促使媒体在发展，而这也是中国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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