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重建或改变劳动力供求关系

　　左小蕾

　　灾后重建过程中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不仅是灾后重建的问题，同时也发出了长期问题的短期信号，“刘易斯拐点”是否将提前被印证，中国是否即将结束劳动力红利时代，对中国持续发展的增长模式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

　　灾后重建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灾后重建中的劳动力供求变化

　　在抗震救灾的电视画面中，我们注意到，被救助的人员，主要是孩子、老人和妇女。联系到几年前开始的沿海城市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还有中国劳动力红利结束、“刘易斯拐点”即将出现的讨论，灾后重建的劳动力投入需求增长是否会遭遇劳动力瓶颈？是否会引起劳动力成本的变化？是否进一步增加通胀的压力？“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现端倪？显然是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

　　我们认为，短期要关注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方面，灾区重建会引起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不论是房屋，还是交通、公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都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地震灾区，特别是四川，外出打工人员已达千万以上。如果像电视传递出的信息那样，灾区只剩下老、弱、妇女和小孩，当灾区重建的劳动力需求大幅上升时，很可能会发生劳动力回流，从而减少已经短缺的沿海劳动力供给，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上升将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另一方面要关注的是，伴随过大顺差，出口企业的结构调整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否已经吸收了沿海企业近年出现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换句话说，结构调整是否已经出现结构性失业？

　　去年以来，在组合性政策，包括出口退税政策、人民币升值、非节能减排企业的出口限制、最低工资，以及企业对员工社会保障体系的严格要求等各项政策的推动下开始的出口行业的整体结构调整，已经产生明显效果。但是也几乎是在同时，对一些劳动力比较优势下降、不具备潜在竞争力的企业的淘汰，可能引发结构性失业的担心也开始出现。

　　从宏观情况来看，如果出口产业引起的结构性失业与地震重建的劳动力需求增长达到平衡，将是一个经济增长的最佳平衡点。不会增加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不会成为通货膨胀上升的新增因素，经济也会保持平稳增长。

　　而如果不处在这个最佳平衡状态，重建劳动力需求超过结构性失业人数，成本推动的通胀就将遭遇新的压力。如果情况相反，结构性失业人数太多，可能成为出口产业结构调整的合理水平的界定标准之一。

　　灾后重建过程中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不仅是灾后重建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当前的通胀预期、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的稳定增长，同时也发出了长期问题的短期信号，“刘易斯拐点”是否将提前被印证，中国是否即将结束劳动力红利时代，对中国持续发展的增长模式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

　　重建资金多元化

　　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最少需要3到5年。美国新奥尔良至今还没有从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的影响中恢复元气。更重要的是，汶川地震后的重建，可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恢复到灾前水平，应该有更大的战略性思考。

　　从窄一点的角度来说，灾后重建在建筑的防震、水资源保护、水利、电力设施安全，以及更有效率的交通运输系统等方面，都不应是灾前水平的一般意义上的“恢复”，而应是更高水平上的“重建”。

　　从更大的角度来说，汶川大地震几乎影响到所有西部地区，而灾后重建将在中央政府的统一规划下全面推进，完全可能成为西部大开发整体战略的一个突破性机会。

　　如果从这个更全面更长远的战略发展的角度来规划汶川大地震的重建工作，那么重建的资金模式应有一个更长远、更市场化的制度安排。关于这个问题，国际上有许多可以借鉴和参考的模式。

　　我们不妨把重建分为“恢复”阶段和“建设”阶段。

　　在“恢复”阶段，灾后重建资金可能是以政府的财政投入为主。特别是汶川大地震这种破坏性较大的自然灾害。比如，卡特里娜飓风后，第一笔最大的投入就是美国国会批准的特别预算。日本阪神地震后的重建基金也是以政府资金为主。中国政府已经建立了700亿元的重建基金，来自世界各地、全国各地的捐款，都可以作为短期“恢复”阶段的资金。

　　在真正的“建设”阶段，估计资金需求至少数千亿元。这个阶段的资金投入，有很多模式可以综合使用。大型项目，比如公路、供水、发电、水利、污水处理等，可以用国际上比较成熟的“BOT”模式，邀请国际相关资本参与。这个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不仅解决资金投入问题，更重要的是随着资金进入的相应技术和有效的项目和资金管理模式。“BOT”模式对资金使用效率和项目推进的效率，都有非常好的记录。对防止大型项目中的贪污腐败问题，也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BOT”模式的另一特点是，项目的最终所有权是国家的。10年、20年后，项目建设的实体要转交回国家。当然，这种“BOT”项目的合作者，需要有行业优势的背景，而不是纯粹的金融资本。如果国内民营资本有实力，也应允许其参与投标竞争。

　　重建中的劳动力成本可以部分采取以工代赈的模式，特别是那些乡村公路、田间灌溉、卫生饮水系统等的建设。

　　总之，公共财政，一定是救灾和恢复阶段的主力资金。特别是在那些补救损失的部分。在有竞争意义的部分，财政的投入最重要的是创造环境和条件，引导民间投资，这是政府投资应起到的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契机。

　　灾后重建不会改变宏观政策

　　汶川大地震导致巨大破坏，百废待兴。有观点认为，宏观调控的政策需要调整，特别是从紧的货币政策要转变为“积极”的货币政策，以利于灾区的重建投资。这里有一些概念上的误区。

　　首先，宏观政策以宏观指标为目标，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增长、通胀水平、进出口、失业率等，是宏观政策关注的目标。特别是货币政策，当前主要是针对通货膨胀。地震导致投入增加，很有可能加速信贷增长，加剧流动性过剩问题，带来通胀上升的更大压力。美联储在卡特里娜飓风的重建过程中，仍然保持了升息的政策。

　　最近一次的央行货币运行报告指出，美国次贷影响尚未消除、美元贬值态势还没有明显转变，大量境外资本仍会进入境内。在这些宏观指标没有明显好转之前，应该还会保持从紧的货币政策，否则调控成果将会前功尽弃。

　　我们认为，宏观政策是否改变，需要密切关注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由于地震给当地带来一些新的问题，货币政策作一些局部调整应该是权宜之策。是否全面调整，还是要密切关注通货膨胀和流动性过剩的形势变化。一般情况下，宏观政策应不会随没有对整体经济产生重大逆转影响的局部情况变化而改变。

　　其次，支持灾后重建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政策应该是组合性的，资金应该是多元化的，像救灾过程一样，需要各方面的合力才能奏效。许多问题都不是仅靠货币政策能够解决的。

　　（作者为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