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到唐山：灾后社会样本参照

　　历史上灾后诱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及解决过程对研究当下仍具典型意义

　　今天的汶川就是32年前的唐山。历史总在本该记起的时候被遗忘，而当它被提起时，又让人不堪回首。发生在32年前的那场被称作四百多年来世界地震史上最悲壮的一次劫难当下又被重新记忆。

　　汶川震后10天，记者回访唐山，拜访中国地震社会学奠基人王子平教授。30年间，这些为减轻人类灾难痛楚做记录的研究者始终保持着超脱名利的韧性努力，为中国地震灾难史留下了一本本珍贵的历史笔记，它们是迄今为止国内对一场自然灾害所进行的最大规模、全面而深入的社会学调查。在那些充满社会学数据的文字图形背后，讲述和显现着一场世界灾难所造成的系列社会问题及其解决过程中的典型意义和样本价值。

　　情绪变异诱导下的社会犯罪

　　“强烈地震在给人们造成巨大物质和生命破坏的同时，也给人们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灾后行为成为灾难社会学的重要研究方向。”王子平将这些灾后社会问题集中为：孤儿孤老救助、截瘫患者安置、解体家庭重组和变异行为增多几大类。

　　面对毁灭了的城市，相当一部分人失去生活信念与信心，震后人们身体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感受成为导致各种变异情绪以及犯罪事件发生的重要诱因。强震后的社会治安问题也是一种带有社会性质的次生灾害，这在中国历史资料和国外资料里均有记载。

　　以唐山地震为例，震后几天社会治安出现失控状态，骚乱事件主要有哄抢仓库、商店等。震后的各种犯罪活动陡增，超出震前２～３倍，主要有偷盗、抢劫、诈骗、强奸等刑事犯罪案件。在《瞬间与十年??唐山地震始末》书中一些恶性犯罪情况被提及：震后的8月份刑事犯罪日均达到6.98起，为震前平均水平的5.2倍，其中以砸抢犯罪和风俗犯罪最为突出。

　　“混乱的时候也是犯罪活动的高发期。”王子平说，“回过头来再看汶川地震，震灾已过去10天，目前正是救灾物资大量进入灾区的时期，唐山经验提醒我们要防止抢劫、诈骗的发生，与唐山不同的是，现在还要预防职务犯罪，要防贪污。”

　　所幸的是，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犯罪报告还不是很多。

　　防疫关键在尸体处理

　　大灾后防大疫。汶川地震发生时值春夏之交，五月下旬的四川灾区气温正日渐升高。灾后防疫形势日趋紧张，灾区防疫进入关键时刻。“持续高温将加快尸体腐败。”国家疾控防治中心研究员、环境卫生专家刘秀岩说，地震留下的大量尸体在温度和时间交互作用下，可滋生病毒。作为地震次生灾害的一种，防疫行动刻不容缓。

　　唐山大地震后的成功防疫至今让世界称赞，写下了历史性的一笔。学者钱刚的《唐山大地震》就有这样的描述：当时从全国调集21个防疫队共1300人；调来消毒药240吨，杀虫药176吨，调来喷药飞机4架，“安-2”飞机隆隆的引擎声在空中轰鸣。带有蒜味的马拉硫磷、敌敌畏，从空中飘落。从早到晚，飞机不停地在85 平方公里的唐山市区上空盘旋。地面上，东方红18型机动弥雾机、防化喷洒车、群英式背负喷雾器和圆桶形压缩喷雾器一起开动。夜晚，废墟上升起了一堆堆火，“六六六”的烟雾飘向各个角落??大规模、不间断地喷洒为唐山震后防疫奠定了关键基础。

　　汶川地震发生至今，卫生防疫部门一直在灾区开展广泛灭菌工作，但专家指出，疫情传播的风险仍然存在，防疫还很漫长。“1976年秋末冬初，流传着死人菌的流言，事实上也确实存在的开春后防疫灭病问题。地震初期，尸体多由灾民自己以最简易的方式就近掩埋，到了冬天，人们开始考虑让死者真正入土为安，防疫工作就更加复杂。”王子平介绍当时防疫工作时称：尸体处理是防疫过程中最迫切、最牵动灾民心理及情绪的问题之一。

　　抑郁的地震后遗症

　　调查显示，震后一年内人们强烈的变异情绪主要有：悲伤、恐惧、忧愁、愤恨、心慌意乱、经常发火、痛不欲生、庆幸生存。各种情绪反应均以地震当天至震后一周最强烈。受上述种种心态的驱使，引发人性化侵犯行为、越轨行为乃至犯罪行为的发生。

　　巨大精神创伤也开始导致自杀行为。在王子平调查的1625人中，有78人直接间接知道有人因难以承受地震造成的巨大痛苦而采取自杀行为或自杀未遂。此外，相当数量的人萌生离唐出走的想法。

　　作为社会心理失衡的另一种表现，唐山地震后各种流言曾一度盛行并快速传播。“国家事先知道震情，怕引起混乱故隐瞒了实情”、“外国专家事先测出来了，但我国不相信没有发出预报”、“地震以后要发大水，唐山市要下陷，或成为汪洋大海”都是当时盛行的流言。

　　精神刺激曾导致了反应性精神病的发生。王子平注意到了地震期间精神失常的高发现象，在他的《唐山地震灾区社会恢复与社会问题研究与对策》中描述了唐山人经历地震后的精神损伤。1978年8月唐山市精神病院普查，确认因地震造成的极度痛苦、悲哀或恐惧而导致反应性精神病108例，占各类精神病的2.4％。病人中相当一部分呈现出呆、僵的症状，好像他们被突发的灾难惊住了，一直保持着惊愕的表情，无法苏醒过来。另一些人则表现为反应性抑郁。

　　唐山地震共死亡24.2万人，伤70.3万人。伤者的生理、心理和思想都遭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尽管时间推移，人们还是很难忘掉所经受的精神痛苦。王子平在地震14年后做的“听到外地人议论唐山地震时你的感觉”的调查显示，约有3/4的人回答感到讨厌或心里不是滋味，在他20年后再访幸存者时，他们依然存在的精神创伤让王子平深为震惊。

　　30年过去了，地震后遗症在不同人身上留下不同症状。老金成了酒精依赖者。老金在失去母亲和妹妹后的3天里，哀痛和恐惧使他不敢入睡。他哥抱着他的肩膀，递给他一瓶白酒压惊，他接过一饮而尽，自那天起，他就“无酒不成活”。另一个案例是，一位唐山老人说她震后没吃过甜食，因她在废墟中被埋两天两夜，被解救后吃的第一口东西是一瓶葡萄糖水，此后一切甜品都使她联想到恐怖的48小时，“一沾甜的就反胃”……

　　孤儿孤老要有所托

　　无论是唐山地震还是汶川地震，灾难都使得一些孩子失去父母，老人失去儿女，并造成许多人截瘫。唐山的数据是：4200多名16岁以下的少儿失去父母成为孤儿，1850位老人因失去子女成为孤老，3817人造成截瘫。汶川大地震目前造成的孤儿孤老还没有准确统计，受伤人员的数量截止记者发稿前是352290人。

　　如何安置这些特殊群体是灾后的紧要社会任务。唐山对孤儿的安置采取了国家、集体、个人同时并举的方针。石家庄和邢台市建立了两所孤儿学校，专门安置地震孤儿，唐山市也成立育红学校。王子平评价说：“现在我的看法有变化，育红院在当时的年代确实起到了大作用，但它的缺陷也显而易见。孩子的成长需要家庭而不是托管机构，这对他的人格培养都很重要。”汶川地震后，面向公众展开的家庭收养孤儿行动已经开始，截止5月24日晚10时，国内提出有意收养的共64773人 ，国外提出有意收养的共 294 人，人数持续更新中。

　　而对孤老，唐山当时的做法分三种：一是对272名有单位的震亡干部职工的父母，由归口单位发放遗属补助费，生活不能自理的由单位供给、亲属带养或派人照顾；二是兴办城市区、街敬老院（福利院）集中供养；三是对生活能够自理、本人不愿入院的分散供养。在郊区和各县农村的孤老，随着敬老院的迅速发展和“五保”政策的落实，也都得到了妥善安置。汶川地震后，记者注意到，目前对孤老如何安置的报道还相当少。

　　家庭重组半后年达高潮

　　核心家庭的解体是震后常见的社会现象。在王子平70多万字的《唐山地震灾区社会恢复与社会问题的研究》中这样写道：唐山地震造成的核心家庭解体大致为1.5万户，震后又出现了近万个解体家庭的重组，从而引起家庭关系的深刻变化。唐山市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家庭曾不同程度地参与过临时大家庭的生活。1976年的冬天，人们就开始重组结婚，到1977年上半年达到高潮，1978年底未再婚的丧偶者已经不多了。

　　但快速和匆忙的家庭重组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造成重组家庭的再次解体。据唐山市民政局资料，截止1986年底，唐山震后重组家庭共有8000余户，重组后又解体的有2300户，占重组家庭的29%。重组家庭的解体高潮出现在震后三年。“因地震而丧偶者再婚，是一件充满复杂心理活动的事情。许多人既希望建立起新的生活又怀恋过去的日子；既有和新配偶结合的欢乐，又有追念前夫（妻）引起的哀痛，新人和旧人的形象交错着、回旋着，很难重合起来，对不少再婚者来说都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心理过程。”王子平说。

　　为稳定重组家庭，唐山市政府还出台了重组家庭有两个以下孩子的可再生一个有双亲血缘关系的“地震孩”政策，大多数家庭因此稳定了下来。王子平调查中听到过这样的故事：一个妻子的前夫经常打鱼，地震后思念前夫，这个妻子不吃鱼，不愿看到鱼。再婚后的丈夫十分理解，家里从来不买鱼，甚至不提起鱼字。

　　与小家庭相比，唐山最有特色的是震后自救与临时大家庭的形成。它在规模上大于家庭，在功能上却小于家庭，只限于日常物质生活和与此有关的精神生活。能一起吃住，能彼此温暖就行。

　　“一个人很难单独生存，加上物质条件的匮乏和强烈的孤独恐惧感，双重压力下，临时大家庭生活方式出现了。”王子平注意到：在灾难面前人们突破了平常人际关系的亲缘、职业、身份隔阂，异乎寻常地广泛亲近起来，民众中出现了自觉的、群众性的心理调理和修复，“这也是唐山震后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目前的汶川地震，解体家庭应该会和唐山一样有很多，但重组还没有到时候，现在灾民聚集在抗震棚里一同吃住也很像唐山当时的大家庭生活。”

　　地震改变了人们的选择

　　精神上的“余震”来源于人们对环境的感受，震后人们选择住房的行为，联系着极为复杂的心理背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唐山总被称为“不敢长高的城市”??城市中心区内几乎都是六层以下的多层建筑，其中以三四层居多，而且楼间距也要比别的地方至少多出一倍。

　　地震结束后，灾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木头、砖瓦、水泥等这些曾经伤害过他们的建筑材料深感畏惧，几家住在一个帐篷里，用铁丝或者塑料布搭起简易棚。后来政府组织大家重建家园，用砖瓦搭建了很多平房，但是很多人还是不敢搬回去住，过了两年，这种简易棚才逐渐消失。震后第一次分配楼房时，绝大多数人“不情愿”。当地人称，直到1995年，唐钢居民区才出现了震后的第一个高层住宅楼。

　　王子平认为人在灾变条件下对自身行为及生存能力的调整与改变，是一种值得深入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唐山大地震后，人们选择了降低自己的生存条件：住房，在低矮的简易房里，人们也感到满足；婚姻，人们更多地是考虑能过日子就行；就业，有一份工作能养活自己即可。人们积极调节心理情绪的方式多是“不想伤心事”、“大难不死好好活着”、“埋头工作”等。“人们接受了地震造成的生存条件的破坏，产生出一种理性，一种理解，一种人特有的明智。调整是一种选择，是依据对客观条件的判断和强烈的生存要求而做出的选择，而这需要运用人的全部经验与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