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应急救援阶段最需要的是速度,那么,在灾区重建阶段最需要的就是秩序。确立灾区秩序的一大要点是能够确保公共部门廉洁救灾。5月28日,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管工作汇报会上指出,要确保救灾款物真正用于受灾地区和受灾群众。
这些措施的密集出台,表明中央已经将廉洁救灾提升到关系抗震救灾成败甚至更高的政治高度。灾区重建任务艰巨,耗时长久,灾后的种种痛苦和重建的艰辛容易引人心情抑郁,这个时候救灾款物发放出现违法违纪现象,特别容易出现种种纠纷,破坏官民互信和团结,干扰灾区重建。对于倒塌学校是否豆腐渣工程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则需特事特办、尽责调查、公正处理。
从应急救援阶段的成功经验来看,各级政府和部队不辞辛劳不怕牺牲全力救灾,极大地促进了国家权力系统特别是中央与民众之间的互信和沟通。在灾区重建阶段,要保持国家权力与人民之间的超强合力,关键仍然在于人民政府要公正廉洁,实实在在为民服务。国家把人民顶在头上,人民就把国家拥在心头。只有这样,前一阶段的超高民气才会有一个平稳的沉淀,顺利转化为意义重大的执政资源。
确立灾区秩序的另一要点,在于保护民众财产和安全免受不法之徒的侵害,有效制止造谣等扰乱社会秩序的不法行为。5月27日最高院的《通知》,非常明确地透露了确立社会秩序的国家意志,要求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使灾区人民群众感受到人民法院维护灾区稳定和打击犯罪的决心与力度,震慑潜在的犯罪分子,预防其他犯罪的发生。在通知所列举的七种应依法从重处罚的犯罪行为,有六类涉及社会秩序,要求严打偷盗抢劫拐卖、扰乱市场秩序、造谣及聚众作乱、制售假冒伪劣、破坏重要公共设施、危害公共卫生等行为。
社会秩序的治理也需要发动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这也是执政党通过“群众路线”来提升社会资本的契机。此次抗震救灾另一重要经验,就是通过信息公开和表达机制的创设,让英雄的民众真正地成为历史的塑造者,成为国家和政治的主体。民众对于国家的强烈认同感平常是潜藏着的,他们最关心国家的安危,也最关心社会秩序的稳定,只是需要一些机制将这种感情顺畅地释放出来,变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灾区重建同样需要让人民成为政治主体,让民众参与救灾监督和秩序维护。从这个意义上看,四川公开征集抗震救灾社会监督员,的确开了一个极具启发意义的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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