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三农”农行股改有望提速

　　农行股改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收官之战。

　　在其他三家国有银行已经改制上市之后，农行股改方案迟迟没有推出，其核心问题并非市场最为关注的注资、不良资产剥离等财务重组内容，而在于农行能否找到服务“三农”与商业化运作的完美结合点。

　　去年7月9日，就任农行党委书记、行长不足一个月的项俊波在农行党委中心组学习会议上提出，推进农行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面向“三农”和商业运作的有机结合，这是农行改革最大的难点所在，也是改革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目前，金融服务“三农”试点效果初显，农行股改也有望提速。农行副行长杨琨5月底透露，近期有望完成注资、剥离和挂牌等一系列工作，进入IPO阶段。

　　回归农村金融

　　2007年初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农行改革的基调：“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16字方针中，首先强调的是“面向三农”，农行被定位为服务“三农”的骨干和支柱。

　　回首农行1979年恢复建行以来近30年的历程，此次农行的重新定位可谓是一种“回归”。

　　经历了1951年至1965年三次成立、三次撤销“三起三落”的波折，1979年2月23日国务院决定恢复中国农业银行。当时的农行与其他三家国有银行一样属于专业银行，其主要任务是统一管理支农资金、集中办理农村信贷，并领导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一时期的农行是农村金融市场的主体。

　　到了1993年12月，包括农行在内的四大国有银行开始从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变。随后农行进行了“一分一脱一剥”三项改革，确定了商业银行的身份。其中，“一分”是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分离，将政策性业务分给1994年成立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一脱”指农行与农信社脱钩，“一剥”指向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

　　与其他三家国有银行类似，农行实行商业化经营后也不可避免地进行了机构撤并。农行撤并县及县以下机构始于1997年，当时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各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县及县以下机构，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策略。

　　到2006年末，农行在全国很多地方的县以下也收缩了网点，即使在有网点的县，由于贷款权限上收，很多分支机构是贷款业务出现较大浓缩。

　　去年确定“面向三农”的改革原则后，农行逐渐认识到横跨城乡的网点是其优势所在，也是服务“三农”的基点。2007年2月的农行年度工作会议明确分支机构撤并权限上收至总行，农行分支机构改革的重点从压缩总量转变为优化结构。

　　几年之后，农行终于开始“回归”。去年9月开始“三农”试点后，试点行逐渐意识到了基层网点和人员不足的问题。对此，农行已经明确，将在稳定县域网点的前提下适当恢复、增设部分乡镇营业网点。

　　“三农”可成利润增长点

　　回归“三农”之后，项俊波今年“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三农”业务将纳入股份制公司整体上市。那么对于未来上市后的农行，“三农”业务能否盈利至关重要，这也是将来的股东和投资者关注的问题。

　　国际通行的“二八定律”（20%的高端客户为银行带来80%的利润）认为银行做小客户业务是不合算的，甚至可能带来亏损。但农行泉州分行行长黄斌却认为，农行服务“三农”一定要剔除“二八定律”的影响。他说，当各家银行都在抢大客户时，利润就被摊薄了，这些业务是微利的，甚至有时是亏损的，而且如果一个大客户倒了，带来的风险也遵循“二八定律”，而小企业和农户贷款利率可以上浮，还带来结算等中间业务，综合效益很好。

　　“并不是服务‘三农’就会亏，相反，这些业务是赚钱的，可以成为利润增长点。”黄斌说。目前，泉州分行的县域“三农”业务贡献了全辖约80％的存款、70％的贷款和近80％的利润。

　　农行安徽分行行长顾正宇通过对安徽农村市场的实地调查发现“看到的比听到的好”。他说，实现2020年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增长空间主要在县域，这是农行服务“三农”的巨大商机。

　　对于涉农业务的盈利预期，顾正宇说，要看综合效益，农户和涉农中小企业发展起来后可以带来资产负债和中间业务。

　　以由和威公司担保发放的3000万元农户贷款为例，按3000万元贷款全年周转5次计算，一年可为农行存款带来2亿元以上的现金流和较高额的低成本存款，同时还增加了银行卡发卡量和手续费收入。

　　涉农业务的综合效益已经在试点期间有所体现。今年前4个月，安徽省11家试点支行已经实现账面利润5413万元，同比增1449万元，实现中间业务收入200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543万元，占2007年全年中间业务收入5172万元的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