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际油价高涨,不少新兴经济体近来纷纷减少对其国内成品油的补贴,提高成品油价格。印尼、斯里兰卡、中国台湾地区、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均已宣布提高油价,或者取消现行的成品油定价机制。
诸多新兴经济体的成品油定价机制被倒逼改革,或是国际油价一路飙升的一个副产品。
成品油定价机制的改革,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现实难题。无疑,决策者充分认识到理顺成品油定价机制的深刻意义,也认识到包括成品油在内的资源价格改革最终无法回避。中方赞同五国能源部长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对“逐步”取消油价补贴持正面的态度,便是一个证明。
不过,在当前通胀形势较为严峻的背景之下,国内成品油的价格改革,变得更难以推进。物价形势无疑成为阻挡价格改革的拦路虎。这是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油价改革,一旦具体实施,将会继续给当前的通胀形势增添压力。这剂改革之药,也必然因为其强烈的副作用,而产生深刻的阵痛。在这样的时刻,针对油价机制改革,的确需要厘清一些基础的命题。
资源价格改革与节能减排的难题密切相关,与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相关,与理顺价格传导机制相关,也与维系社会的公平度相关。从宏观面上看,无论是为节约能源考虑,还是为改变经济增长的粗放模式着想,以及从调整被扭曲的劳动力价格等因素考量,推进资源价格作出改革,都有着充分的理论依据。反过来看,类似人为压低油价,或对油价给予补贴这样的背离市场要义的行政举措,也的确有损社会的公平性。
有学者提出,补油不如补粮,补油不如补肉。这句通俗的话语里,隐含着对成品油价格补贴政策的批评。理由在于,成品油的价格补贴政策,其主要受益者是这个社会的中高收入阶层??显然,现行政策的政策目标与实际效果之间,有着一道无法弥合的鸿沟,也因为这样的实际效果,对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而言,亦是一个悖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补贴油价,不如索性补贴到肉类食品上,同等量的政府开支,也算是给弱势群体增加了一笔福利支出。
在目前多个新兴经济体纷纷减少油价补贴、放开价格管制这个大背景里,中国的成品油价格改革究竟该如何进行?我们认为,改革的方向不能模糊。包括成品油价格在内的资源价格改革以及相关税费改革,还应从长远利益着眼考量。改革,常常就是充满了利益博弈和面对各种选择作出取舍的任务。改革,往往因为错过较为合适的时机,而使得改革成本被迫增加。就资源价格改革而言,坦白地说,前几年中可能有更好的时机,但由于这项改革的艰巨性,还是被一路后移至今。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源价格改革的方向可以动摇。
当然,由于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诸多的难题,故资源价格改革时机的选择确应慎重,在现实面前应强调渐进性。资源价格改革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积极面对的同时,技术面上则须强调慎重应对。主导改革者在作出最终决策之前,需要对改革的成本有着较为明确的评估。
资源价格的改革成本,体现在推动物价继续上升的压力上,整个社会在当前条件下能否承受住改革造成的冲击力,这是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其次,也要恰当评估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承受能力,要科学研究油价上涨与CPI上涨的传导关系,以及CPI上涨与货币紧缩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比如,油价上涨30%,CPI上涨2%的话,被迫加息2%或准备金率再提2%紧缩货币,国内企业资金链能否承受?
同时,在当前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在许多经济体陷入通胀压力的情形下,还要恰当评估改革成本与外围经济环境之间的联系。此轮全球通货膨胀,根在于美元贬值泛滥导致的商品价格大涨。谁的通胀涨得越多、越快,经济金融先失控为危机或动乱,谁就先成美元贬值危机的牺牲品,谁撑到最后不乱反可能成为赢家。也就是说,维持目前的资源价格体制固然是个无奈的选择,但要把现行体制强行推到“手术台”上,需要综合权衡,在长远战略利益与短期“失血”阵痛之间作出选择。
此外,油价改革的一些新思路,比如在油价更疯狂上涨的非常时期,是否可采取小轿车单双号上街制;因国际油价、原材料上涨导致的中国出口商品增加的成本,也可考虑对出口商品加征石油资源特别补偿税,当然这也要科学评估其合理性或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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