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能源对话前瞻：很难做到能源价格开放

　　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SED）对话与以往三次对话的一个显著不同或许在于，能源问题将取代传统的贸易及汇率问题，成为双方谈判的重点。

　　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6月10日说，作为两个最大的石油净进口国，中美面对类似的挑战。

　　美国投资银行Roth Capital副董事长、前美林全球首席经济学家Donald H. Straszheim对本报记者分析，能源将在SED讨论中占有重要位置，中国在未来10年或者更久，将继续成为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同时也是能源需求中最重要的因素。所以能源是一个“逻辑话题”。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则指出，中美关系对于世界局势的稳定非常关键，而能源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也在不断加强，“能源、经济关系的稳定有利于中美关系稳定，进而促进世界关系的稳定”。

　　美国希望了解中国能源需求

　　保尔森两个月前访问中国时，专门在中国社科院就中美两国能源和环境合作发表过演讲。鲜为人知的是，保尔森是次访华前，中美双方的学者和相关单位已就能源合作进行过初步的交流和协商。

　　一位参加了中美能源交流的中方企业官员4月份曾向本报记者透露，中美能源合作主要涉及到能源市场化建设的问题，美方将对中国的能源市场化建设提供咨询和意见。

　　中国旅美专家协会终身会员袁先智博士说，西方世界的主流观点是，将原油价格高涨50％－60%的原因归结于中国和印度的需求。

　　袁曾长期在银行和能源交易公司任职，目前在美国一家大型跨国会计师事务所主管能源咨询工作。

　　“此次对话，美国可能会问中国的能源需求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比如说原油需求，从2008年到2010年，或者是从2015年到2020年，大概是一个什么数值。”袁先智说。

　　目前中国其他的商品，如大豆、玉米，以及锌、铜等金属的信息都能够反映到国际市场之中，但是原油需求量信息却没有反映出来，袁先智说，“这会造成心里不安定和恐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美国会说中国没有这个透明度。如果中国说我们对原油需求量2015年减少到40％，到2020年减少到30％，国际原油市场上马上就会有一个价格变化。”

　　在国际能源署（IEA），其中有反映一个国家能源需求的模型，该模型中体现出的到2040年 (or so)的需求量将对中长期的价格变化会有巨大的影响。该模型中，中国市场数据非常有限。

　　在6月10日的演讲中，保尔森也提到，希望中国与IEA合作。而袁先智表示，中国要将原油信息表达出去首先就是要建立原油期货市场。

　　前述中方企业官员也说，中美双方商谈的能源市场化内容涉及建立能源交易所；建立能源价格体系；以及对石油战略储备体系的完善等问题。

　　“很难做到能源价格开放”

　　保尔森6月10日还对中国能源价格的管制提出异议，他认为这样会造成能源长期短缺，他同时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

　　对此，袁先智评价说，“美国说高油价是由于中国的增长，然后压中国的外汇，它总是把外汇和高油价结合起来，认为这个是很简单的问题。”

　　但是如果中国原油市场像保尔森讲的那样开放，中国将无法承受，袁先智说，因为中国自己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

　　他说，中国希望自己做原油的定价权，但是中国差两样东西，市场完善程度和原油期货市场。

　　袁先智提出建议，中国可以在上海期货所把原油期货推出来，但是中国应该是人民币进行定价，绝对不能用美元定价。

　　人民币没有成为世界货币，中国的定价权很难，但是从大豆其他产品看，尽管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仍然可以反映价格变化。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所副所长徐明(徐明新闻)棋说，目前中国很难做到能源价格开放，因为中国面临着强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反通胀的压力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