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中国经济奇迹的下一个30年

　　胡军华

　　1 如何看待基层政府的“经济人”角色？

　　秦朔：对于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六位经济学家都作出了自己的解读。面对未来，在新的全球经济环境中，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也在遭遇很多不确定的挑战。

我们整个经济要持续、健康、稳定发展，需要在哪些方面进一步优化、深化和提升，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首先请问高尚全先生，您刚才讲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体，这个观点和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主张“让一切人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发展”，调动人的创造性和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是基本一致的。但中国也有一个现象，就是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看它们确实不完全是裁判，比如很多政府部门和官员都承担着招商引资的任务，本身就变成了“经济人”。您如何看政府机构的这种两重性？

　　高尚全：政府应该是创造环境的主体，既然搞市场经济，就不是让政府来主导，而是要让市场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但是在GDP主导的情况下，政府官员为了实现GDP目标，搞招商引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推动了经济发展。然而应当说，这种政府行为应该只是阶段性的。按照市场体制的要求，政府不应该直接介入经济生活中，这是企业做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政府职能还没有真正转到服务型政府上。

　　2 如何推动经济转型？

　　秦朔：请教袁志刚院长，您关于劳动力转移的思考方向，跟格林斯潘讲到的过去25年“新兴市场的生产要素和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相结合”的观点是吻合的。但在改革开放30年以后，中国几乎所有的要素价格都在提高，如土地、劳动力、原材料、资源能源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基于劳动力禀赋的分工优势会不会弱化？这对我们下一步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会不会带来比较大的挑战？

　　袁志刚：的确，现在我们希望中国再持续增长30年，前30年加后30年，60年的持续增长，我估计是世界经济历史当中绝无仅有的。但是我们也面临很多的挑战，这30年我们利用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发展了制造业，在制造业里边我们体制改革完成得比较彻底（除国有垄断企业），几乎所有的企业微观机制再造基本上完成，这是非常大的成就。

　　但是我们来看第三产业，看我们的金融改革，还没有完成，路还非常长。我们的第三产业是滞后的，即使像上海这样的城市第三产业也总是在50%左右的比重徘徊。制造业“一枝独秀”往往是高耗能和环境污染的，我们难以为继，因为能源价格不断上升，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劳动力价格上升，逼迫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型，必须从制造业的“一枝独秀”转向第二、三产业均衡发展，尤其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能耗和环境污染显然很低，而且人力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一定要从物质享受转向精神享受。所以，中国经济必须转型。那么，资源配置如何优化呢？我的看法是，政府也并不知道到底怎么去优化，最好的优化方法就是要进一步改革我们的要素市场，比如说土地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这是非常关键的。

　　提高劳动力的收入，是好事，体现了和谐社会理念，让收入差距更小一点。但是更关键的在于是要帮助劳动者提高生产力，政府在这方面应该大量做的工作就是教育和培训。与其只是关注农村劳动力价格的上升，还不如认真考虑如何加强他们的教育和培训。

　　再一个，为什么我们的劳动力价格便宜？因为劳动力太多了，过度竞争。我们是不是可以有另外的思维，比如说让资本来竞争。大家知道让资本竞争，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增加，劳动力工资就会提高，这样的工资提高更有基础。如何让资本竞争？那就是让所有能够开放的领域都开放，尤其向民营经济开放，比如说第三产业，大规模向民营经济开放以后一定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比如说很多国家垄断的行业开放，一开放效率就会提高。今年是奥运年，而民营企业是能够真正去参与国际经济奥林匹克比赛的。如果我们所有行业的体制改革、要素改革都到位，政府也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中国未来增长的优势还会非常的明显。

　　3 如何看待要素市场化改革？

　　秦朔：请教王新奎先生，您谈到要进一步推动企业家才能等要素的市场化。我想提的问题是如何把企业家才能的要素市场化与国有企业的改革结合起来？

　　王新奎：谈到要素的市场化改革，首先要分析一下大的背景。整个20世纪80年代，我们改革的重点是产品价格的市场化。90年代以后，主要是要素市场的改革，但要素市场改革的难度相当大，比如说劳动力价格，就不是简单的供求关系那么简单。再比如土地价格，土地的分配在很长时间内实际上是非市场化的。

　　由于要素市场改革滞后，在整个90年代，一方面是充分放开的产品市场的价格，另一方面是扭曲的要素价格。这样一种扭曲状态必然导致消耗似乎可以无限供给的要素，然后在产品市场上低价销售。由于要素没有市场化，你为了维持出口优势，必须人民币是低估的，于是就引起流动性过剩。我认为我们中国的通货膨胀不完全能够用货币现象来解释。货币怎么放出来的？和转型体制的特征有关系。

　　接下去怎么办？由于要素价格在10多年当中没有充分市场化，现在要素价格市场化的压力、阻力不是来自于市场本身，而是来自社会的压力。这几年大家强调保护环境、节约土地资源，强调劳动者权益保护，强调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等，实际上这是用非经济的语言来表述政治需求和社会需求。但是用这种政治的、社会的话语方式来纠正要素价格扭曲，也是有风险的。因为这种纠正不是一种市场的、理性的均衡过程。如果我们只是瞬间式地提高要素成本，而没有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要素价格膨胀了而生产力没有同步提高，那么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很大的威胁。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企业家要素水平的提高是非常惊人的，企业家要素也是生产力。这几年整个企业家在转型，大量优秀人才加入到企业家队伍当中。我们天天讲创新，创新的动力是什么？是企业家，不是发明家。发明不是创新，发明必须转化为经济才是创新，核心是企业家，企业家是一种状态，不是一种职业。你说刚才讲到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服务业，讲到底是分工。生产力发展很大的推动力就是分工，分工就是创新。推动分工创新的人是谁？企业家。因此，在现阶段要渡过经济转型期这个难关，整个制度给企业家有多大的空间？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对企业家的认同度怎么样？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如果企业家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社会对他的评价越来越低，他越来越成为社会所有矛盾的焦点和各种不满的对象，那整个发展要渡过难关，至少失去了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我理解高尚全教授讲的人民，也包括企业家。

　　4 如何看待地方政府的角色？

　　秦朔：接下来请教史正富教授一个问题。刚才您谈到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并对地方政府的经济驱动作用给予了正面评价。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分权模式下，地方政府在参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扩张权力，大力拉动投资，有相当多学者对此提出批评，比如说相当多地方透支未来，廉价进行资源竞争和优惠政策竞争，对经济活动有极大热情，排在工作的优先顺序，而对公共服务缺乏兴趣，欠缺和欠账较多。您觉得这种行政性分权下经济驱动带来的问题，未来应该如何解决？

　　史正富：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中国政府的结构体系中，一个是中央政府，一个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自己挣钱自己花，两千多个县和市，这些市政府和县政府之间是竞争性的，其实和企业是一样的。在政府的职能结构中，一部分是执行国家准则的，比如公务员、公检法，但是还有更大的一部分人员是“做生意”的，一方面招商引资，促进发展，一方面直接投资，自己办企业，就是政府办的各种投资公司，也要和别的地方竞争，从而出现了一个全国性竞争的地方政府体系。非经济类的政府部门也尽可能想把自己搞得像经济类的部门，去收费。这样合起来，中国就形成了几个经济主体推动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投资力度大，增长性很高，但是它的资源消耗比较大，对社会职能比较忽视，所以公共服务相对提供得比较少，如何解决是一个难题。

　　但是，我们也不要觉得我们的制度就有太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一些人可能对自己的制度最不满意、信心最低。你到美国看，我个人觉得美国的制度问题比中国只有大，不会小。可是我们的经济学家老是把自己的现实状态和理想状态比，拿中国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理想市场经济比，拿现在的发展阶段跟未来比。我不是说我们没有问题，不是说不要解决问题，我是说要仔细研究问题，不要搞形而上学的研究。

　　5 如何理解“中庸”

　　秦朔：请教陈伟恕教授，您刚才谈到“中庸之道”有利于把握改革开放的节奏。您怎么看待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改革中的权衡与顺序？

　　陈伟恕：现在西方经济学比较注重的是效率、价值、增值。实际上，经济学面临的是整个社会系统，涉及到各种行业、各种阶层、各种利益，在讲效率的时候，讲增长的时候，客观上存在着和其他方面的相互关系、相互配置、组合平衡与利益安排。过去计划经济不讲究效益，更讲究按比例，以为在办公室就可以平衡好关系，那是一种误解。但是现实生活中，如何权衡效率、公平，的确是一个大的系统平衡概念。一个系统的社会，怎么组合好才能够顺利运转？单纯追求效率，单纯追求某些效率高的企业和个人发展，最后造成了很多的贫富差距，社会要崩溃，崩溃就没效率。在变革的过程中会有突破，但是突破是一种在稳定态势下的突破。社会总是这样发展的。传统经济学，在比例平衡上作了形而上学的分析，西方经济学对效率这个问题也是作了比较片面的解释。现在中国的经验是否能够在基本理论上有新的贡献？

　　6 如何看待资本市场？

　　秦朔：我们今天讨论的都是非常严肃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轻松一点。因为陈琦伟教授讲资本市场，请给我们预测一下资本市场的走势。

　　陈琦伟：我本人除了教学研究以外，我们也在做PE，做风险投资。跟全球投资人接触，他们都把中国市场定义为一个新兴市场。新兴市场的特点是什么？是不可预测性更大，投机性更大，不确定性更大，风险更大，收益也更大。

　　为什么改革开放30年，我刚才讲过中国有两个阶段，就是90年代之前和之后。这是两个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在后一个阶段，经济是由下而上增长，社会一方的动力越来越强。对于资本市场，今年股市往下调整，实际上经历了全流通改革、“大小非”解禁、新一轮企业再融资强烈的欲望，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一种制度性摩擦。我看股市也是一个大地震，余震不会轻易结束。今年的股市我个人很难看好，但以我们微观层面的接触，积极的因素越来越多，企业竞争力的建设，对未来的追求，都很强。

　　国外经常问到中国为什么会成功，中国的增长还会持续多长时间。我个人持相对积极的态度。我们经济体自身内部生长出来的经济因素，包括我们的企业组织，我们的企业家，投资资本，资本组织，运行、目标、效率，和政府、市场、公众的关系，这些基础方面是好的。中国前一轮增长，即使达到这么高的增长，也主要建立在粗放式运作基础上。到今天为止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的企业出现，没有出现针对全球的品牌，增长还是粗放型的。在未来，随着整个经济的转型，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长期看，中国股市完全可以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