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迎秋：改革的成就与作为显学的经济学

　　2008年5月29日（星期四）晚7：00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大型学术论坛：中国经济学与改革发展3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教授、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雎国余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会长、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教授在论坛上做了精彩主题演讲。

　　刘迎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

　　谢谢黄桂田院长，谢谢在座的各位。

　　非常高兴应邀到北京大学与大家一起讨论经济学与中国改革发展30年的关系。估计在座的各位中有很多人对这个问题会感到陌生。因为年轻，不了解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从而也就很难理解改革开放的成就具有多么多大的意义。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开始的。此前，中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尾声阶段或者说文化大革命气氛还未消失的阶段。说到文化大革命，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现象就是“四人帮”横行，并使那个所谓“四人帮”时代，成了一个“白卷先生”横行的“知识荒漠”时代。因此，那是一没有真正科学的经济学的时代，或者说，那个时代的经济学与现在的经济学完全不一样的时代。虽然当时的经济学主要是政治经济学，但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主要还是一种说教式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的发展，理论开始出现变化、演化和进化，经济学也开始从原来的说教状态逐渐走向科学。

刘迎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

　　实际上，科学的经济学，只要稍加考究就会发现，它原本是一个古老的艺术，同时又一门最新的科学。

　　为什么说它是最古老的艺术呢？那就是，自从有人类以来，人们就需要计算。即使最原始的经济学，它的一个最基本和最简明的原理，就是计算。经济学的最早理论表述用的书名叫作《政治算数》，这决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该书的作者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场手工业发展时期的经济学家配弟。从这个最早表述体系及其理论的产生(1671-1676年写成)到现在，已经过去至少有332年了。在这本书中，配弟第一个发明和使用了“政治算术”这个专门术语， 并试图用它来“说明世界中混乱而错综的情况”。正如其长子谢耳本于1688叙为男爵前后将此书呈送给英国国王时所说的：“凡关于统治的事项，以及同君主的荣耀、人民的幸福和第三有极大关系的事项，都可以用算术的一般法则加以论证”。 配弟在几百年前就提出了包括“政治”在内的所有人类事务，都可以用计算的方法加以安排的理论观点和主张，还不足以表明经济学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吗？

　　说它是最新的科学，主要是因为，实际上直到今天，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中还有很多东西仍然是未能得到计算或计算清楚的。比如，虽然改革开放已经过去整整30年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认真地算一算中国全社会一般性市场交易的流通费用到底有多少。在国外，我们到商场选购自己所要的东西，店员可根据我们选购的商品，通过计算机打出一个小账单，上面记录着所购买的商品的名称、价格、应纳消费税额和就付款，以及你交给他多少钱和他实际找零多少，还有商场地址、企业代码及其电话等等，很窄的一个纸条，各项内容记录得一清二楚。如果你需要到单位报销，有这个纸条就行了。现在，你再看看中国的情况，你在商场买一样东西，店员给你开出购物小票，这个小票是复写的，共两张；如果你需要购货发票，那么，你到交款台交款后，收款员还要给你再开一个三联的发票，是一个比小票大两倍以上的国家税务局统一监制的发票。这样一算，在中国购物涉及的支付票据，就要比国外至少多了四张。即使不考虑这四张纸的尺寸比国外市场上的那个结算小账单大多少倍，源于此的交易费用就要高出三倍。对此，我们没有计算。诸如此类的计算需求还有很多很多，等待着我们的计算。其中有很多，现有的经济理论甚至还未曾涉及过。也就是说，直到今天，人类的行为，整个人类的活动，还有很多需要计算的地方。就此而言，还不足以说明经济学至今仍然是一门最新的科学吗？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我国这场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也是从计算开始的。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奖倡导者之一于光远先生早在“四人帮”粉碎后不久，就曾首先倡导的关于按劳分配的讨论，这个讨论的基础，实际上也是一个计算问题。所谓按劳分配，就是要以劳动者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及其多少进行收入的分配。在他提出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毛主席曾有一个讲话，说“按劳分配也是资产阶级法权”，因此，在实践中不能搞按劳分配。在于光远的倡导下，在改革开放之前的1977年，我国就开始了按劳分配理论与实践的讨论。我记得全国性的大讨论至少有五到六次。讨论的结果是，干和不干不能一个样，干好干坏不能一个样，干多干少不能一个样，只有不能一个样，才能使贡献得到肯定，才能使效率得到弘扬，才能使经济得到发展。也正是通过这场大讨论，才有了后来的怎样改变分配上的“大锅饭”、生产上的“大帮轰”和生产关系上脱离实际的各种管制的要求。计算的讨论，不仅带来了认识上的提升，而且有效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直到目前为止，经济学仍然是一门最新的科学的道理所在。

　　不仅如此，经济学还是一个沉闷的科学。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社会发展了，过去一直困扰我国的“短缺”不再了，市场上的产品和服务五颜六色，社会上的人们忙忙碌碌，还可以不时看到有人一夜暴富、发了大财的情景，外面的世界精彩而充满了诱惑。于是，不管是从事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的，还是从事其他专业的学习与研究的，都难免坐不下来，甚至形成普遍的“浮躁”。常常看到我们的同学和老师中存在的一种现象，就是，当他看到别人发表了一篇好文章后，自己也想做出一篇来，但由于市场大潮的干扰的诱惑，他坐不下来，于是就想“走捷径”，甚至选择了“抄袭”。他以为，由此可以顺利地加入到经济学研究和创新队伍中来。然而，经验证明，这是不可能的。经济学不支持“浮躁”，反对任何不求甚解的“妄言”，更唾弃任何形式的“抄袭”。要真正做好经济学研究，就得沉下心去，踏踏实实地做些调查研究。所谓“板凳甘坐十年冷”，功夫就在于此。如果你不甘坐冷板凳，不认认真真地搞调查与研究，你就无法实现真正的计算，结果你也就不可能摘取社会科学皇冠上的这颗明珠。这是我在这里强调经济学是一门沉闷的科学的一个重要道理。另一个道理就是，经济学本身实际上是很“沉闷”的，有时甚至沉闷到枯燥无味的程度。如果你不懂得这一点，甚至是带着哗众取宠之心加入到经济学学习和研究队伍中来的，那么，你最好先把自己的心态整理好，否则你无法适应这样一门“沉闷的科学”的要求，因此也很难有所成就。

　　在大变革的当代中国，在社会发展和实践需要的推动与弘扬下，经济学又成了一门显学。大家如果回忆一下，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六十多年间，我们曾经经历过几次理论和学术的辉煌。比如，在毛泽东时代，我国曾经掀起过一个读《水浒》的热潮。当时，全国人都在看《水浒》。我不爱看小说，比如《红楼梦》，好多人都说好，毛主席也提倡看，但直到现在，我也没看完它。因为我读不进去。但是，我把《水浒》读完了，并且读了好几遍。虽然因为当时很年轻，还不懂其中的更多道理，但我加入到那个潮流中去了。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已经知道，那是一个用历史“改写”现实的时代。因此，当时最时髦的并不是经济学，而史学和斗争的哲学。后来的全民学哲学运动和中国发展史上的“哲学热”，则曾经使哲学成为那个时代的“显学”。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明白学。当时，我们学习它，其本意是让我们明白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但是很遗憾，有人把这种学习热潮引导到了“个人崇拜”的泥潭。与那种情况不同，近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曾经红极一时的“哲学热”，如今也变得贫困了。繁荣的“哲学”变成了“贫困的哲学”。这是为什么？主要是因为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实践。实践告诉人们，计算比“抽象地明白”更重要。“效率”比“坐而论道”更现实。改革原本就是为了解决计算和效率问题。其基本目标，就是要通过计算选择一种制度，这种制度能够使懒惰的人变得勤劳，使勤劳的人变得更勤劳，使愚蠢的人变得聪明起来，使聪明的人变得更聪明。这里的勤劳和聪明以及从懒惰转向勤劳、从愚蠢转向聪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经济学的计算过程和效率的提升过程。这是经济学生命力所在，也是经济学之所以成为显学的根据所在。随着经济学能够帮助解释和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的增多，经济学的显学地位也就越来越突出。以至于那些不愿意做沉闷的经济学的人们，随着这门显学的兴起，也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了。如果愿意的话，大家可以上网查一篇叫做《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回忆了1978年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及其成果，同时也抨击了经济学界的个别同路人。

　　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成就，离不开经济理论的支撑。经济学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而成为显学的。经济学之所以成为显学，不是因为它的“显”才有了更多的人学，而是因为它的直接与深刻，才使人们更加愿意加入经济学。三十年来，经济理论研究对于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常常是从一些不起眼的微观现象研究和基础理论探索开始的。除前面提到了按劳分配理论和生产目的的研究与讨论外，还有价值规律、再生产理论、企业产权与效率理论、所有制理论以及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论与政策的研究与讨论，等等。正是通过这种研究与讨论，分析和阐明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论证和说明经济运行的内在机理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客观规律，从而达到了经济理论研究的源于实践而高于、尊重实践和更好地指导实践的最高境界。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在这里，我想多谈几句有关所有制理论的讨论和民营经济的发展问题，以此来结束我的讲演。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于1993年。中心成立后，所做的一项基本工作，就是对中国非公有制经济进行长期跟踪与调查，通过调查和分析比较，深刻阐明中国民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实现更加持续健康发展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三十年来，经济学家在这个领域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承认并鼓励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最初动因，就是要解决好大批知识青年返城后的劳动就业问题。在国家财力和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允许他们自己创业，允许他们带头上街卖“大碗茶”。实践的结果表明，由此作者个人的福利得到了改善，全社会的就业总量也得到了初步解决。于是，要不要继续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就历史地提到了日程。按照传统理论，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不能再这样认识了。最先开展这方面研究的就是经济理论界的广大学者。他们通过调查和研究，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生产力存在多层次，个体私营经济与生产力的多层次是相适应的。

　　理论上成果，不仅在政策上得到了反映，而且变成了人们的普遍社会实践。围系统了解这一发展线索的一个最好办法，就是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如何发展，大家可以看如下两类文件：一类文件是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的总书记报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届、十三届、第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第十七届代表大会报告。另一类文件就是中国的宪法及其修改。

　　纵向地看这两类文件，看完之后你会发现，党的每一次代表大会和后来的宪法修改，都有重大变化。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改革开放到党的十二大，主要讲中国要发展，就要承认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讲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的辅补充。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除了要发展和完善公有制外，要鼓励个体经济的发展。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前，中国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波，理论思潮也发生了一定的波动，出现了对邓小平理论的动摇。例如，邓小平1991年在上海休假期间谈到的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儿，搞改革不要先问姓资还是姓社以及阐述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建设有市场等。这些谈话不仅没有在北方产生影响，反而还出现了批判浪潮，甚至发表文章的题目直接使用“搞改革就是要问姓资还是姓社”“计划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等文章。1992年2月邓小平乘火车南巡发表“南方谈话”。南方谈话像一股春风，一下子激活了沉闷了很长时间的经济理论界，纠正了思论研究的方向，把人们的思想真正引导到了改革和发展这个主题上来了。邓小平关于1988年以来的调整有只稳的功劳和没有85年到88年的跨跃式发展，动乱可能来的更激烈以及发展是硬道理和发展慢了不行等等，这些话一出，激活了整个思想界和学术界，创造了经济理论研究与创新推动改革开放继续走向深化的新的开端。这就是1992年以后，党的十四大在党的十三大已经明确的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党的十五大明确肯定了股份合作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科学内涵和“两个毫不动摇”。党的十七大则进一步提出了“平等保护”、“共同发展”的政治纲领。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也按照党的代表大会在理论和政策关于个体私营经济地位及其作用的要求，经过五次修改，也越来越清晰明确。这些结论之所以能够写进宪法，写进党的政治报告中，不是凭空而来。究其原由，一是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或者说经济社会发展本身的内在要求；二是理论研究发现了问题提出了对策。在改革开放之初，不发展个体经济，知识青年到哪儿去就业？卖大碗茶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第一批个体经济的萌芽。从就业角度看，从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十年间，国有经济部门大约平均每年退出职工400多万，退出的职工再就业，主要是民营部门，民营部门每年吸纳的就业大约是160到180万。到去年年底，全国有私营企业已达570多万家，吸纳的就业的人数超过了一个亿，加上在各个领域就业的民工，大约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富余劳动力是1.6亿，还有人估计为1.8亿。如果没有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这1.6～1.8亿劳动力到哪里去就业？正是因为我们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有了上述认识和政策，我们党的文件和国家的宪法才能够有所反映。

　　总之，今天的经济学之所以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其显，就显在了它发现了、揭示了、论证了、阐明了经济发展本身固有的客观规律，显在了这种揭示和发现、论证和阐明源于实践并有力地指导了实践，进而较好地推进和深化了改革，促进了经济社会的更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的中国经济学，也已经初步成长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一颗明珠。

　　让我们为使这个颗明珠更加辉煌和璀灿而增添更多的光彩!

　　让我们进一步深化经济理论研究，为更好地推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就讲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