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来到中国

　　韩绍初195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1953年至1994年历任财政部税务总局税政处副处长，政策研究室主任，财政部财税改革办公室副主任，财政部税政司首任司长。

　　曾参与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筹备工作，曾任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第一届、第二届副会长，第三届常务理事、学术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主编和参与编写过《增值税概说》、《各国增值税》、《税收知识大全》等十余部税收论著。还参与组织编写《世界贸易组织基础知识概说》、《WTO与中国税收》、《WTO与我国税制改革走向》等。　　

　　几经周折，记者终于找到财政部首任税政司司长韩绍初。眼前这位古稀老人依旧精神抖擞，与税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如今仍在研究当前一个热门话题??增值税转型改革。

　　回顾增值税来到中国的经历，他给记者讲了两个故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讲的是建议在我国运用国外增值税经验改革旧的工商税制

　　1978年以前，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为公有制结构，税收工作也逐步弱化，税收几乎没有了，国营企业除了缴纳工商税外，剩下都是上缴利润，没有其他税种。当时，税务总局是财政部的一个司局，机构几经简并，留下的办税人员很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财政部税务总局面临一项重大任务，就是改革工商税制，以适应搞活国内经济的需要。“当时的税务局长刘志诚同志十分重视这项工作，责成税政处进行研究。”这样，关于工商税改革的具体工作就落实到了处长郭宏德及搞综合业务的王文鼎和韩绍初三个人身上。

　　当时工商税最大的弊病在于同一种产品其税收的含量随生产经营环节的增多而逐级阶梯式递增。其政策性导向是鼓励“大而全”、“小而全”的落后生产方式，打击高效能的专业化生产方式。而在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国家正着手进行“工业改组”，要求经过调整生产结构，将落后的生产方式，改为专业协作化生产方式，以实现工业化大批量、高精尖、低成本、低消耗的政策目标。“这就是说，当时工商税的政策导向与工业改组的目标要求正好背道而驰，如果不改革，工商税制将成为工业改组的一大阻力。”韩绍初他们认为，改革工商税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排除税制中的重复征税问题，为我国工业向专业协作化方向发展开路。

　　1979年，一个偶然，韩绍初看到财政科研所的一本杂志中翻译介绍了国外正在逐渐施行的增值税。这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关注，“以我们的看法，增值税恰恰是能够解决重复征税问题的新型税制，它完全可以运用于中国。”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他们找到了改革的出路，兴奋之情难以表达。经过认真研究，他们大胆地提出了运用国外增值税经验部分排除工商税制中重复征税因素的主张，以促进我国工业向专业协作化方向发展。

　　“从1980年开始，或以三个人的名义，或以我个人的名义，陆续在《经济管理》、《财政及财政研究资料》、《财贸报》等中央报刊杂志上发表有关增值税的研究性文章。”韩绍初津津乐道地说，由于这些文章一个总的目标是要通过税制改革推动我国工业向专业协作化方向改组，因此受到了企业界的重视和支持，社会舆论对用增值税的方法排除重复征税的呼声逐渐增高。

　　大约是在1981年春夏之交，有一天，郭宏德处长告诉韩绍初，财政部领导在上海衡山宾馆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打电话要税务总局立即派一位懂增值税的同志去上海找他，领导决定派韩绍初去。任务紧急，又难推卸，韩绍初连夜买了火车票赶赴上海。

　　“一路上，我思绪万千，难以成眠。心想，部领导最关心的有可能是消除重复征税因素，会不会直接影响现有的财政收入规模。这也许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必须以最简要的方式回答三点：一、我国现行税制确实存在着重复征税问题；二、增值税完全可以消除重复征税因素；三、解决重复征税，是在保持现有税负基础上进行，不会减少财政收入，反而会起到稳定现有财政收入的作用。”想到这些，韩绍初感到心里踏实多了，“我当时还想，也许这将是一次向部领导宣传增值税的极好时机，因为只有让部领导了解增值税的好处，才能得到他们的重视和支持。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当时的主张才有可能转化为现实。”

　　“我赶到上海衡山宾馆已经是次日下午了，得悉参会的部领导是吕培俭副部长，以往我未曾与他打过交道，所以很陌生。我到宾馆时，他还在开会。约5点半钟，他才回来。头一次见面，寒暄了几句。他很和蔼，告诉我不要再找住处了，就睡在他卧室的另一张床上，便于我们聊聊。”

　　“安置好以后，离吃饭还有半小时，他与我就在会客室随意地聊了起来。这时，吕培俭同志说了一句：“去年你们宣传重复征税问题，是不是讲得多了一点。”我意识到，也许我们的谈话已步入了正题。我说，重复征税问题是现行税制存在的实际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利，也不利于企业反映真实的经营成果。”

　　“接着，我列举了一个企业做例子，来解释重复征税问题：一个产品有两个部件组成，形象地说热水瓶由瓶壳和瓶胆组成。假设瓶壳值2元，瓶胆值3元。热水瓶售价5元，税率10%。如果该产品由一个全能厂生产，按售价5元，征税5角，如果改为两个协作厂生产，瓶胆厂出售瓶胆售价3元，先征税3角。瓶壳厂购入瓶胆装成热水瓶出售价格5元，再征5角，两个厂共征税8角。比全能厂生产的热水瓶多征税3角。这3角就是因重复征税造成的，协作环节越多，则重复征税因素就越大。它不仅使税收调节失去了合理性，而且不利于生产向专业协作方向改组。所以，重复征税问题非解决不可。”

　　“吕培俭同志正在非常认真听我讲述。接着我说，如果用增值税的办法，这种重复征税因素是完全可以消除的。这就是增值税允许瓶壳厂将购进的已缴增值税款3角扣除，这样瓶壳厂出售热水瓶应缴的5缴税款，扣除3角后，只缴2角的税，相当于该厂生产瓶壳所应缴的税款。这样就排除了重复征税因素。不论全能厂或协作厂，生产的热水瓶售价相同，其所负担的税收也是相同的，不会再产生因专业化而增加的税收负担问题，这有利于我国工业企业结构的调整。”

　　“吕培俭同志一直认真听我的陈述，没有插话，也没有再提问。用增值税的办法消除重复征税，可以在保持财政收入总规模的基础上进行。因而财政收入总规模不会缩小。如仍以上面的例子，热水瓶的税率为10%，全能厂实际缴税5角，两个协作厂实际缴税8角。国家实际收到1.3元的税款，假定全能厂与协作厂平均的实际负担水平为6.5角，改为增值税可按平均的实际负担水平重新换算增值税税率，即按售价5元，征税0.65元，比率换算成13%。这样做的好处，一是不会因改革而减少财政收入；二是可以使全能厂的税负水平由0.5元提高到0.65元，使税收鼓励大而全、小而全的副作用得到适当的遏制；三是使协作厂的实际负担由8角降为6.5角，可以起到鼓励专业化生产的积极作用。”

　　“我要说的话都说完了，吕培俭同志沉思了一会，会心地向我点点头。然后，看了看表说，用餐时间到了，我们一起到餐厅用餐去吧。”

　　晚餐后，吕培俭带着他到对面一个公园去散步。他们一边散步，一边谈家常，再也没有谈工作的事。“明天我还要开会，这里就没什么事了，你可以先回去。”吕培俭说。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难道我来上海的紧急任务就这样完成了？！”

　　回想与财政部领导这次短暂的接触，韩绍初认为这对当时争取部领导支持推行增值税是有好处的。因为自此以后，很快在机器机械两个行业，自行车、缝纫机、电风扇三项产品中，进行了以增值税方法对工商税进行改革的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