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生性通胀首现 宏观调控寄望财政政策

　　目前仅从经济数据来分析，我认为我国宏观经济及其调控中重点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即通货膨胀、固定资产投资及外汇储备仍然增长过高、过快、过猛。三个问题之间显然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外汇储备增加过猛必然会释放出过多的流动性，容易引起资产泡沫并拉动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而流动性过剩及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必然会形成通货膨胀压力。

　　引发通货膨胀虽然是最后一个环节的问题，然而一旦爆发却是影响最广泛、最深刻，也最难治理，并且最终还会引起各类资产、产业的价值重估和结构性调整，直接破坏经济稳定增长。因此，各国政府对通胀治理往往最为重视，一旦发生，如临大敌。

　　毫无疑问，三个问题比较起来，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中最严重、影响最大、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即是治理通货膨胀。1-4月全国CPI已累计上涨8.2%，4个月分别增长7.1%、8.7%、8.3%和8.5%；PPI也高达7.2%，其中4月升8.1%；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更是超过10%，其中4月份达到11.8%。

　　这些价格上涨因素中，还未包括国家管制石油、电力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因素，如果放开，相信必然会推高各类物价的涨幅。很显然，我国已出现了明显甚至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并预测今后一段时间仍难以有效压制，尤其是初级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并不是我国单独所能控制的。而且，这类价格上涨转移到企业中，已日积月累，其效应开始发挥，使下游生产企业难以完全消化，正逐步转嫁到消费市场中反映出来。

　　1.治理通胀并非“一国事务”

　　外生性通胀

　　通胀治理起来并不简单。目前政府正处于一个两难选择之中：一方面企业生产、出口、效益明显滑坡，困难重重，需要放松宏观调控力度；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上升又须采取强力措施进行有效抑制。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怎样做出一个理性选择呢？

　　处理好这个问题的前提或关键是需要对本轮通货膨胀问题有一个相当清醒和清楚的认识。我的基本看法是：当前我国发生的明显通货膨胀，与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发生的通胀有本源性区别；应深刻认识这一点，并严加区别地进行治理。

　　具体来讲：在1995年之前，由于我国经济的开放度不高、外向型有限，所以那时外汇储备很少，境外货币、国际金融市场对我国的影响微不足道。因此，发生在1984-1985年、1988-1989年、1992-1993年的三次严重通货膨胀，其根源在于我国自身在货币管理中出现问题，并导致人民币发行泛滥使然。

　　但本轮发生的通货膨胀却不是我国自身主动过多投放人民币基础货币造成，而是由于中央银行被动吸收过多的外汇资金从而导致人民币过多投放使然，因此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其本源并不在人民币，而是背后的美元泛滥所致，是一种外生性通货膨胀。这就出现了本轮通货膨胀与以往不同的两个特点，即现在社会上常讲的所谓“输入型”和“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

　　这类通货膨胀以前在我国并未发生过，这次是首现。因此，对其治理理应采取与以往不同的方式方法，而不能把两者简单地等同或混淆起来，不加区别地采用以前的治理经验和方法。

　　“病源”：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

　　从价格指数的统计中可以看到：影响当前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是两个，即以石油、铁矿石为代表的能源、原材料价格与以粮食为代表的农产品价格飞涨。而且这种飞涨是全球性的，并不是哪个国家或地区的个别现象，自然也不是一国的“内政”。

　　究其根源，既有全球能源、原材料、粮食等大宗商品的供求关系悄然间发生深刻变化的影响，也有国际地缘政治、投机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但本源却是由于美国多年实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造成美元全球泛滥并严重贬值所致。也只有美国及美元才有这种发动或引致全球性通货膨胀的条件和能力，因为美元是国际上最重要的储备货币，并且在美国的强权之下又与石油、黄金直接挂起钩来，是世界大宗商品的主要结算货币。

　　至于美国为何听任美元发行泛滥并严重贬值，以至引发国内次贷危机并造成信贷吃紧，我认为：发生次贷危机或许并不是美国政策当局的初衷或本意，但滥发美元及导致美元严重贬值却不能不说正是其政策意图所在。

　　因为客观来看，现在美元贬值对美国并无坏处，一方面有利于美国产品出口用以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可以大幅削减美国欠下的巨额债务；第三是全球大宗商品如黄金、粮食、石油、煤炭等价格飞涨对美国最为有利，因为美国黄金、石油储备全球最多，又是最大的粮食生产、储藏及出口国。当然，美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它大约唯一不愿看到的就是石油涨价过高，超出其预期即会带来负面效应。

　　此外，从美元巨幅贬值引发全球通货膨胀的实际效果来看，真正严重并形成巨大冲击的是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包括亚洲、非洲、南美洲等地区，中、印(度)首当其中，阿根廷已威胁到本国币值稳定，而对美国并未构成严重影响(美国通胀率约为3-4%)。

　　至于美国在制定和出台各项政策中，如美元大幅贬值，是否真正出于国内表面上讲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如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等)，还是另含“深意”，那确实不得而知。

　　中国的“戏份”

　　那么，中国在这场“大戏”中情况如何，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又将是一个什么结局呢？

　　我认为形势可能并不乐观。近几年人民币面临的持续升值问题，起因并不是人民币估值过低，比如1998年时人民币还面临贬值压力，而是由于美元持续大幅贬值造成；我们的问题在于实行与美元挂钩的汇率体制过于僵化，从而陷人民币于被动地位。

　　现在的问题是：全球那么多外资出于赢利本能纷纷涌向中国，他们若真的如期赚到可观回报，那么到底赚了哪方神仙的钱呢？仅我国即将冲上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说，美元兑人民币假如最终贬值30%，那不就意味着我国损失了6000亿美元的可观财富吗？在外汇市场上基本上是个零和游戏，若有人赚钱，必然有人蚀钱。

　　其次，天下之事，物极必反，全球巨额外资源源不断涌入中国，总有一个限度,一旦这种趋势开始逆转并引发资金外流(逃)时，对中国经济、金融又将带来何种冲击，会否造成巨大损失呢？

　　因此，了解和认识本轮通货膨胀的国际背景十分重要，否则我们非犯盲人摸象的错误不可。讲得直白一点：本轮全球范围内发生的通货膨胀，是由美元的滥发和贬值形成的，因此，只要美国的政策不改变，其他国家很难根治国内反应强烈的通货膨胀。

　　我们千万不要被美国释放的这只通货膨胀气球牵着走。中国等新兴国家之所以通胀严重，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多为劳动力密集的生产大国，大量采购、使用这些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同时人口众多，粮食的需求也最大)，所以受涨价的冲击也最大、最直接；当然，也与这些国家汇率管理体制僵化、货币估值容易偏离变化中的市场价值、近几年吸收国际游资大量涌入并形成流动性过剩有关。

　　确保中期物价稳定

　　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是由美元泛滥造成的，具有深刻的国际大背景，并不是哪个国家的“一国事务”，因此单靠我国自己的力量、手段、政策难以奏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有世界眼光，紧盯国际环境变化，积极进行两者之间的协调配合，顺势而为，这样才能事半功倍，使治理措施有效发挥作用。

　　而要做到这一点，放松心态和放宽治理时限十分重要，切忌急于求成。通货膨胀一旦发生，并不是短期内下定决心就可以压下去的(即使压下去也是一个假象)，因此治理通胀不宜设定短期目标，而应确定一个中期目标，确保中期物价稳定即可。

　　道理很简单：本轮通胀具有全球背景，联系广泛，治理过程会在国际范围内体现出明显的整体周期性特征，是十分艰巨和复杂的，并不能由我国单独“说了算”。而且，正是由于这次通货膨胀的全球性特征，预计并不会发生失控的、奔腾式通货膨胀，各个国家在其中比拼的是抗通胀的承受能力和持久力。我们单方面干着急也没有用，搞不好还有可能酿成其他方面的问题(如流动性风险)。

　　如此看来，应将政府在年初确定的通胀控制目标由4.8%调高为6%上下，拉长通货膨胀的治理时间，并稳定居民的心理预期。

　　2.宏调:财政政策是关键

　　“吃饭财政”大变样

　　前几年宏观调控政策未能起到预期效果，根本原因在于国际上有大量外资源源不断流入中国，遂造成国内严重的流动性过剩。虽然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手段积极进行对冲，但仍然不能完全抵消这些外资涌入我国形成的资金泛滥之势。

　　在宏观调控中除了货币政策之外，财政政策本来是另一方面的重要措施，但至今却乏善可陈。其中主要原因是财政搭上了流动性过剩的“顺风车”，自2003年开始每年超常增长，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已由1990年代最低时的约11%提高到目前的20%以上。

　　印象中这几年最多钱的就是各级政府部门，不仅过去捉襟见肘的中西部地区所谓“吃饭财政”已成为历史，而且政府机关的行政事业费、工资收入等普遍大幅增加；政府投资更是遍地开花，重点工程、城市改造等项目接二连三、如火如荼，全国到处都是建筑工地。

　　各级政府哪儿来那么多钱呢？

　　第一是预算内收入在社会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超常增长，近几年基本上以2-3倍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在迅猛增加，把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财富更多由政府集中。

　　第二是有相当部分的收入并未纳入各级财政的预算内，而是游离于预算作了各种花销。如果把这一部分统计在内，有人测算全国财政收入根本不是现在报出的5.1万亿元，而早在6万亿元之上，甚至超过7万亿、8万亿乃至更多。各级政府仅出让土地收入到底有多少，占预算收入比重有多高？多半是个未知数。仅以单个城市为例，不少城市其收支规模甚至远超过预算收支总额。

　　第三是政府融资，更是一个天文数字，没有一个部门可以准确统计。而后两项出让土地收入也好，政府举债也好，基本上等于花了子孙后代的钱。流动性过剩为财政增加带来了一个巨大“红利”，也为政府融资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前提条件，而各级政府则抢抓机遇，大力发挥。

　　因此，对于财政政策虽然我们在提法上由“积极”改变为“稳健”，但实际上近几年的财政政策无论就其收支规模及占全社会比重来说，还是庞大的政府投资规模来看，均充当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财政政策在本轮宏观调控中，非但没有起到控制作用，反而发挥了巨大的推动能量。

　　财政政策“归位”

　　根据对本轮通货膨胀所产生的国际背景，以及与以往历次通货膨胀本源不同的深刻认识，我认为在治理中应采取与以前不同的对策，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一般来讲，宏观经济调控均以货币政策为主，尤其是在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治理中更是如此，这也是前几次我国实施宏观调控中得出的主要经验。但这次却不同，原因是引发通胀的货币本源并不在中国及人民币，而是美国及美元。因此，控制通胀的政策手段并不完全掌握在中国央行的手中，而在美联储。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要求央行用货币政策强行控制通货膨胀，那将是力所不能及的。这也正是为何从2003年之后，我国以货币政策为主，年年大谈宏观调控，结果却越调控经济增长越快、投资规模越大、物价涨幅越高的原因。

　　今年以来，由于通货膨胀高企，每当CPI指数在月度报出时，人民银行总是在当天就宣布调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一方面反映出针对通胀治理的急切心态，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治理思维仍然停留在过去以货币政策为主的传统方式上。但今非昔比，每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措施并未对通货膨胀形成丝毫抑制作用，反而渐行渐高。

　　根据以上情况和分析，我认为在本轮通货膨胀治理中，我们不能仅仅停留或依赖于过去的经验与方法，而是应根据新的不同情况更新宏观调控的思维与方式，提高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只有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

　　我的基本想法是：在实行从紧货币政策时，要始终注意保持好银行系统的流动性，谨防在宏观调控中造成骤然失速而引发系统性流动风险。

　　重点是：调控中应摒弃货币政策包治百病的传统思维，实行以财政政策为主的治理措施，以财政政策扑灭通胀之火；货币政策发挥辅助作用，只要保证信贷规模不失控、相对从紧的一种状态即算完成任务。

　　实行以财政政策为主的治理措施，具体包括：

　　第一，增加财政物价补贴性支出。假如CPI上涨8%，财政应拿出钱来对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性收入及低保户的保障性收入也相应补助8%，保证职工生活水平未下降。

　　第二，减税：包括降低营业税、增值税等税率1-2个百分点，比如目前增值税率为17%，减轻至15%或16%，这样一方面可减轻企业负担，增加其竞争活力，另一方面可以让出空间由其向所属职工进行物价补贴。

　　第三，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建议由目前的1600元提高至3000元，这也等于是一项变相补贴收入。

　　第四，大幅减少财政固定资产直接投资，改善财政支出结构。

　　第五，征收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的垄断利润，使其成为财政收入的正常性有效来源。

　　第六，采取这些财政政策措施之后，应减少部分财政收入并可能适当降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同时，在采取上述财政政策实行有效调节之后，应早下决心尽快弃用价格管制方法，以理顺国内与国际市场的价差及价格体系。不失时机地放开石油、电力等项的价格管制措施。

　　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经济体制下，目前所采取的价格管制措施，虽对通胀有一时的抑制作用，但那也是个假象，即隐性通货膨胀重现，终究需释放出来大白于天下，绝非长久之计。

　　3.“水”满为患 祸缘美国

　　“水”满为患

　　我国经济发展以及宏观调控中的主要矛盾，是由外资大量流入形成流动性过剩引起。而粗略看，外资涌入我国有三个渠道：

　　其一是进出口贸易并形成巨额顺差，2005年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比前几年平均水平翻了3倍多，而至2007年三年累计增加5416亿美元。

　　其二是外商实际直接投资(FDI)，在2002年突破500亿美元之后，近几年维持在600亿美元以上，2007年突破700亿美元大关，六年已累计增加3648亿美元。

　　其三是各类外汇汇款，这在国际收支统计中被列为“其他外汇流入”，过去不大，但近几年突出起来，今年更成为我国外汇储备巨额增加中的一个重要来源。一季度累计达85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占全部1539亿美元新增额的55.3%；这当中还包括一部分由银行外汇存款结汇为人民币而形成的外汇储备。

　　条条江河归大海，不管这些外汇资金从何而来，在人民币强烈的升值预期下均会通过结售汇机制的安排统统转化为国家外汇储备，这即是短短数年我国外汇储备为何由2001年9月不足2000亿美元骤然增至目前16822亿美元的原因。

　　由于资金天然具有趋利性，当全球资金出于避险和盈利的目的而潮水般地涌向中国时，因此即出现了“水”满为患的现象。

　　这就相当于：中国是一个洼地，世界上由美国带头发起一场浩大洪水；水自然要往低处流，于是我国表现为水满为患(流动性过剩)。人民银行在其中充当了一个排洪站的角色，自然拥有几台抽水机(政策工具)。当流量在正常情况下，这几台抽水机通常可以发挥供水或分洪的作用；而当洪水过大时，其排水分洪功能即明显不足。

　　美元贬值触底

　　本轮美元贬值周期也许已经结束，作为贸易结算的货币功能，人民币已无多大升值空间，或可告一段落。

　　本轮美元贬值从美国科技网络股泡沫破裂及遭受“9?11”打击之后的2002年开始，至今从美元最高值算起已对欧元等世界主要货币贬值80%以上，即从大约0.85美元兑1欧元，贬为今年最低时1.60美元兑1欧元；即使以欧元诞生时大约1:1的兑换率来看，美元也已贬值约60%。

　　但近几个月来，我们却观察到：尽管美国因次贷危机拖累经济显著放缓，现已陷入衰退的边缘，尽管美联储7次减息使联邦储备利率处于2%的历史次低水平，但美元对欧元贬值却始终难以突破1.60∶1的水平(仅在4月22日等个别时点出现过)，长时间徘徊在1.60之内这样一个水平上，这说明美元贬值已基本到了最低水平，下一步反弹机会大于贬值机会。

　　并且展望未来，美国经济更加变坏、欧洲经济更加变好的机会不大，美元进一步减息、欧元进一步加息的空间也越收越窄，因此我们可以初步作出一个判断：本轮美元贬值已基本见底，进一步下跌的机会微乎其微。

　　那么，回头来看人民币，因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消费品的主要生产国，目前多数出口企业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等因素已处于亏损边缘，并有不少企业已转迁他国，所以制约中国生产及出口难以继续高速增长，并可能出现明显下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便意味着生产企业将难以生存，会出现更多企业被迫停产、关闭或搬迁他国。因此，就货币充当的贸易结算功能来衡量，我认为人民币升值也已走到边缘。

　　应对逆转

　　但另一方面，现实情况是人民币依然抢手，面临的升值压力似乎有增无减，致使我国外汇储备巨增依旧，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随着近十多年来迅猛发展的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热潮，世界主要贸易大国的货币，无论其是否实行自由兑换，只要长期保持坚挺，均会受到多种需求、多种货币功能的追逐和影响；人民币除了发挥中国进出口企业的贸易结算的货币功能之外，事实上还承担着价值储藏、金融投机等多种货币功能的角色。

　　因此，人民币目前之所以还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主要来自货币投机、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等多种需求的影响，并且当中还有一个近年来人民币连续升值带来的惯性作用。

　　不过，我认为：即使这种功能的人民币需求，也快走到了尽头，尤其是随着欧美等国出现流动性紧缩现象，形势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即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原因是：人民币虽然自汇率生成机制改革以来表面上对美元升值18%(美元兑人民币1:7计算)，但同期由于中国通货膨胀明显高于美国，等于人民币变相升值，若将其计算在内，美国财政部测算的真实升幅已达22.7%。若再考虑到劳动力成本提高(工资收入)等因素，升幅将更高。

　　对这一点的观察、判断十分重要，企业也好，居民也好，宏观调控也好，均要积极地做好相应准备。否则，稍有风吹草动即可能发生突如其来的逆转，并使我们措手不及，又给我们的生产、生活、经济利益带来反向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