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紧缩难解低增长高通胀困局

　　尽管学界和多位市场人士都一致表示，通胀是当前的首要问题，但是大家对经济增速放缓的担忧显然已超过了通胀。

　　“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经济主要面临两大压力，首要的仍是通货膨胀压力，其次便是经济增速的下行压力。

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体，中国所有的问题，如就业、消费、出口等，都只能在经济适度增长的状况下才能得以解决。因此，我们要控制通胀，但也不能让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滑坡。”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金融中心主任张海鱼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持续紧缩谨防过度

　　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曾多次被质疑存在“方向性问题”，但目前这一政策仍是政府控制通胀的主要手段。

　　６月７日，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１７．５％的历史最高位，其政策意图显而易见：希望通过减少货币供应量以抑制通货膨胀，从而防止经济过热。

　　然而，这一措施也再次引来一片唏嘘声。

　　“这是照搬经典教科书中‘货币供应量大就会推动通货膨胀，因而要防止通胀就要紧缩货币’这一简单经济理论的结果。”多位宏观经济研究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了不同意见。

　　其中，天相投资投资部经理石磊认为，通货膨胀分为需求拉动型和成本推动型，不同特点的通胀成因不同，应对手段也不同。因此在制定调控政策应先判断通胀的特点。在他看来，此次通胀有着“粮食价格上涨”、“国际成本输入”、“劳动力和环境等成本上升”等三方面因素，因此应该属于特征鲜明的成本推动型通胀。

　　“成本推动型通胀中的各个因素都不是我们控制得了的，而且再激烈的紧缩货币政策对于此类通胀也起不到多大作用。相反，紧缩货币还会伤害到我国的实体经济，导致国内微观企业状况的恶化。”石磊说。

　　据了解，目前我国５０％的利润增长以及就业、消费、出口等问题都要依靠广大中小企业解决。可是在人民币快速升值、出口退税政策大幅调整、人力和原材料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在东莞和江浙等中国最富竞争力的制造业聚集地区，大批企业已经被迫停工，多数中小企业正徘徊在生死边缘。

　　在此情况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作为一个相当严厉的调控政策，一年多来又被频繁使用，使得企业资金周转更加困难，中小企业、房地产开发商等现金流更加捉襟见肘。

　　“如果央行再出手，许多企业的生产发展将难以为继。对中小企业的损害就会波及就业、出口和经济增长，国家ＧＤＰ将会向下走。”张海鱼认为。

　　持续的紧缩政策下，悲观气氛也笼罩着整个股票市场，沪深市值持续大幅缩水。市场人士分析，２００５年至今大家一直认为股市问题的症结在于股市本身，可在市场期望的股权分置改革、印花税下调、限制大小非解禁政策等政策逐步兑现后，大家才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问题在股市以外??在于对宏观经济走势及政策导向的信心。

　　“全球通胀压力下，大国间的生存竞争更为激烈。哪一个经济体更健康，谁就更有体力熬过这个最艰难的时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员倪红日表示。

　　财政政策应积极

　　如果是成本推动型的通胀，那么该如何应对呢？

　　对此，石磊认为，在成本普遍高涨的状况下，只有缓解企业的资金供应压力，维持企业正常生产，保证市场供应，才能抑制价格上涨。

　　“目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到了一个城镇化阶段，社会进入这样一个拐点必然导致成本的上升。恰好又碰到美国流动性泛滥，推动粮食、原油等上游商品涨价。内外因素交织在一起，此时的企业是最困难的，因此国家财政要帮助企业。”石磊说。

　　在他看来，此时不见得要紧缩货币控制通胀，反而要加大政府财政补贴，把企业的税收成本降下来，从而维持企业的正常生产，加大市场供应量，调整供求关系，应对物价上涨。

　　我国市场原本就是一个紧缩的框架，相对国外的市场环境而言，我国的中小企业一直受到资金和政策等多方面的制约。当前国家又正处于产业转型期，企业要改变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实现转型和提升，本身就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这种状况下，再一次次收紧资金供应，当粗放型的增长被压下去时，集约型的增长也很难建立起来，那将导致更长期的宏观经济问题。

　　“另外，新的《劳动合同法》和《环境保护法》等都提高了企业成本，其实这些政策在企业困难时期可以暂缓实施，不应把这些本应由政府财政应该承担的责任完全推给企业。”石磊认为，当前要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而货币政策则应该有一些灵活性。即便要采取偏紧的货币政策，也不要主要靠紧缩数量，可以适当提高利率，让商业银行择机自主投放贷款。

　　顺势理顺资源价格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重要转折点，下半年调控的关键是要在保证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前提下，使ＣＰＩ不大幅上涨。”张海鱼说。

　　１－５月份经济数据表明，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依然比较好，发展速度正常，企业效益与去年相比虽然有所降低，但还没有出现大的波动。

　　“从目前的调控效果看，价格趋势是在朝着调控目标积极变化。但也应该看到，５月ＣＰＩ如期回落至７．７％也只是表面上的缓解，实际上非食品价格的上涨压力是在进一步加大的。”国家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周景彤对本报记者表示。

　　周景彤说，为了控制ＣＰＩ，我国政府以行政手段限制了成品油和电力等的价格上涨。但这些该涨的价格没让涨，只是把隐性通胀压力推后了，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内在的压力以后还是要释放的。

　　下一步，应该按照市场化原则理顺价格关系，还是为确保ＣＰＩ回落而继续限制价格？这是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一大难题。

　　因为，电力价格不调整，煤炭价格却不断上涨，供电企业积极性会降低，电力就会缺乏。同样的道理，成品油也面临短缺。但如果基础能源提价，又势必引发市场价格的全面上涨，ＣＰＩ数据将会“很难看”。

　　对此，张海鱼认为，市场的任何信号都是准确的，不能用行政手段将信号扭曲，使之不能反映市场的真实状况。对于ＣＰＩ数据则要仔细剖析，研究核心ＣＰＩ上涨是出于短缺，还是由价格改革引发。政府尽可以利用一些间接手段，例如利率、税收等进行有效调控，逐步地让市场进行自我调节。

　　“政策控制把市场信号扭曲后，市场对政府宏观控制就有了依赖性。潜在的短缺、新的利益不均衡、不公平都会出现。”张海鱼说，现在价格不断上升就是因为供应在行政调控手段下不断减少。对成品油价格、资源、电力价格上进行一些改革，让这些价格更靠近市场，虽然短期内有些产品价格会产有大的上升，但经过一两个月价格理顺后，市场的供应得到增加，价格也就会平稳下来。

　　石磊也表示，随着ＣＰＩ回落，价格管制应逐步放松，具体可以先进行财政补贴再缓慢放开价格。这样不仅会使价格管制影响逐渐消除，把价格体系理顺，物价受到的冲击也会较小。对于中石油和中石化，可以先把特别收益金门槛提高，把税收降下来。而电价则可以通过把电的上网价格调低，让电网企业也分担一部分压力，或者财政对电网企业进行一些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