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这批既深谙现代经济学理论,又对中国的国情有着深刻体验的经济学者的理论创新,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才得以破冰
□ 本刊评论员 倪金节/文
时光荏苒,改革开放业已30年之久,中国的经济改革也进入了深刻的转型期,面临着太多的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
这30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许多现有的经典经济学理论不能够解释的现象,如对中国的“双轨制”改革和经济长期高速增长都没能做出合理的解释。这样的时代,给了中国经济学家许多理论创新的机会。
于是,由于光远、厉以宁(厉以宁新闻)、成思危、张培刚、刘鸿儒、江平和萧灼基(萧灼基新闻)等著名经济学家,提议设立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应运而生。意味深长的是,这个评奖活动是以经济学理论而非经济学家为参选主体。
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林毅夫新闻,林毅夫说吧)所言,“研究我国的经济现实,进行理论创新,不仅能够使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贡献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而且有可能迎来一个经济学大师辈出的时代。”
但是,尽管中国实践所独有的理论素材,给了中国经济学家“近水楼台”般的优势, 然而经济学的成长,除了有赖于其所解释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门学问,学术传统更为关键。凯恩斯能成为经济学大师,成就《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样的旷世之作,主要并不是因为他生长在最大GDP的国度,其严格的学术修行才是根本。
现如今,中国经济正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这样的时代,让每一个经济学者激情而理想。这些经济学者虽然没有在JFE和JF这样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能力,但是他们的“文字理论”却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所独有的特征。
或许,自薛暮桥、马寅初等先辈开始,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与西方正统的研究之路差异就极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30年的改革开放,甚至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本土都不可能出现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理论。
但是,正是由于这批既深谙现代经济学理论,又对中国的国情有着深刻体验的经济学者的理论创新,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才得以破冰,所有制理论和分配理论等诸多事关经济改革全局的问题,才得以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在资本项目开放、贸易自由化、汇率制度选择等方面都遇到了不少新的问题。特别地,随着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影响也越来越深,全球经济中的“中国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此背景下,内外均衡和国际政策协调等问题开始进入中国经济学者的视野,并取得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当前,中国改革仍然在“过大关”,国有经济改革和社会政治改革的“攻坚”力度明显不足,法治市场经济建设的进度缓慢,腐败蔓延、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积聚。这些问题在加大改革力度的同时,广大的经济学者加强研究,设计出更为优良的决策方案至为关键,这对中国经济学家也提出了更高的智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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