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持 王梓 本报评论员 周慧兰 曹理达
对越南金融动荡的研究逐渐深入，我们发现，在越南贸易赤字、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等现象的背后，是发展观念、产业结构、金融体系、汇率制度等方面存在问题。以往的危机表明，导致危机的直接因素各不相同，但导致危机的制度性原因往往相似。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邀请论坛成员李稻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管涛（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副司长）、丁志杰（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魏加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并邀请西南证券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解学成，召开专题研讨会，这也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双周圆桌”的第一期。论坛由王海明主持。本报对研讨会进行了整理，并采访了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施建淮，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178期。（欧阳觅剑）
越南金融动荡的深层根源
《21世纪》：是什么原因使越南陷入目前这样糟糕的境地呢？
李稻葵：11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表象是货币贬值和外汇储备不足，进而导致国际支付出现困难，是国际收支的危机。而这次越南出现的金融动荡，其表象是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金融资产价值大规模缩水，银行贷款收不回来，变成坏账。下一步出问题的肯定是银行，银行要缩减贷款规模，经济又会出现困难。尽管货币可能贬值，但是由于出口企业贷款困难，贬值对出口的刺激有限。
这次越南金融动荡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了作用。
内因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越南的货币管理体制不合理。大量外资进入的时候，政府应该不惜成本进行对冲，紧缩货币政策，让本土经济不要过热，这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但当时越南政府没有做到。我国为了应对外资进入，就采取了多种回收流动性的措施，进行对冲，这样的政策是有成本的，但是这个成本和金融动荡的成本相比，只是区区小数。二是越南的金融体制也不合理，大量资金进入的时候，银行贷款应该有所控制，但越南的银行自身没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监管体制也没有给银行施加压力，因此它们没有主动缩小贷款规模。
再看外因。美国次贷危机以后，很多金融机构出现了流动性短缺，它们需要把资金撤回。同时，金融机构重新对风险进行定价，加重了对风险的担忧。这几个因素合在一起，使得资金从新兴市场国家往本国回流。新兴市场国家受影响的程度取决于内因，当一个国家的金融体制不够健全，尤其是银行没有自治能力，监管跟不上，同时货币政策不合理，没有及时对冲，对资本的管制也比较放松，就会遭遇危机。这就是越南爆发金融动荡的本质原因。
解学成：越南金融动荡的产生，存在着内外因两方面的因素。外因是前一段时间的全球流动性过剩、当前的全球高通货膨胀，越南被全球高通胀“洗劫”。内因是越南采取了与自身经济发展阶段不相符的开放政策，自身产业结构也存在问题。这两方面的因素都具有比较强的国际背景。如果未来美国进一步采取加息等紧缩措施，其他存在这两方面问题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危机。
我们先来看越南的开放政策。自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后，越南政府通过高投资来刺激经济，GDP增长较快。近几年政府采取了不切实际的发展战略，提出“赶印超中”。越南的经济规模相对较小，要实现这样的发展战略，需要大量投资，除了政府投资外，还需要有大量的外资。越南制定了非常优惠的引资措施，因此越南人均FDI大大超过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各行各业的外商投资比重都比较大。近两年来，越南FDI进入到房地产行业的比重较大。FDI大量投资于办公楼、公寓、酒店、旅游等和房地产行业相关的领域。2008年前4个月，FDI总量的87%进入到了这些领域，这很容易使本地房地产产生泡沫，本地居民基本上没有能力来购买房产，主要靠海外投资者消化。外国资本不可靠，一旦经济形势不好，国外资金就马上撤离，对本地市场冲击很大。
我们再从产业结构上分析，“苍蝇不盯无缝的蛋”，越南经济自身存在问题，产业竞争力不强。目前越南股票市场上100多家上市公司，其中政府投资型公司、资源型公司居多。越南的贸易长时间维持逆差，出口的产品基本上是初级产品，大量进口机械、电子设备，这反映了越南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很差。
这几年来，也有一些国外资金投资越南工业，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看中的是越南劳动力成本低。例如，中国沿海地区这几年劳动力、土地、电力等生产成本上升，很多企业就转移到了越南。但到了越南之后，他们发现那里的劳动成本上升得比中国还要快。2002年以来，越南工人的工资每年平均上升15%；2006年上升的幅度更大，达到了40%。和中国相比，越南的劳动力储备比较少，更为糟糕的是，越南工人常常罢工。据官方统计，2008年一季度就发生了300次左右的罢工，大多是要求企业提高待遇，这对企业的生产影响很大。另外，受到国际市场影响，越南的原料生产成本上升也很快，这对于技术含量不高、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来说，是致命性的。外国资本发现没有利润可赚，就要离开越南，从而引发了经济、金融领域中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管涛：越南现在的问题，一定程度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实行扩张性金融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有关，这刺激了越南的资产泡沫和经济过热。越南股市从2003年的100多点涨到2007年10月的1000多点，短短四年时间涨了七八倍，存在较为严重的泡沫。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全球股市价值重估，越南股市随之调到300多点，下跌了60%-70%，也不奇怪。美国次贷危机对越南的影响还表现在，美元贬值推动了世界商品价格上涨，在全球通货膨胀的大环境下，越南采取了不恰当的汇率政策，直到2007年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时机。我注意到，国内现在有人研究越南金融动荡，认为是越南盾升值所至。这其实是张冠李戴。
丁志杰：任何一次危机的爆发，都是风险释放的过程，研究危机要关注危机前的风险累积。越南金融动荡是资本过度流入，风险不断积累的结果。2003年以后，大量资本涌入新兴市场国家，形成新一轮浪潮。资本流动逆转进而转化成危机的风险早就存在，但在哪一个点上释放则取决于这些国家的情况。越南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市场制度没有跟上，这是它率先出现问题的原因。
高额外汇储备是靠不住的。经济学家马克卢普讲过“女人衣柜效应”，说的是发展中国家对储备的需求就跟女人对衣服的追求一样，衣柜满了仍觉得不够。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收支出现了结构性变化，贸易顺差持续累积，外国资本不断流入，这两个因素共同导致了这些国家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官方储备远远超过对外债务。持有过多低收益的外汇储备，会造成长期发展后劲不足，这就好比一个人以10%的利率贷款，投资于收益率4%的项目。目前的高储备造成发展中国家财富向中心国家转移，这些国家发展后劲不足，便是下一轮危机的根源所在。财务上的持续亏损，对企业来说最终会破产，对一个国家来说则是发生危机。
资本是逐利的，在危机当中，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均不可靠。要提高资本的忠诚度，关键是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中国过去维持外国资本信心的政策组合是一边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一边维持贸易基本平衡或略有赢余。1994年以后，中国出现双顺差，在此之前，我们是贸易逆差，但规模不大。相比之下，越南贸易平衡做得不好，目前贸易逆差已经超过其GDP的10%；外汇管理也比中国松，2005年越南宣布外汇体制改革，规定每人每年最多购汇5000美元，相对于当时越南的收入水平，这是一个相当高的额度；其FDI也具有不稳定的因素，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引进FDI是先借债后还债，未来是否有能力还钱，关键在于贸易从逆差转向顺差。这要经历很长的时间，韩国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完成过渡，中国是在1990年代中期完成过渡，越南现在还没有完成。越南金融市场的开放度比中国高，却缺乏防御能力，这就是它面临的问题。
越南盾目前贬值3%，很多人认为是货币危机，这表明，在习惯升值之后，市场对贬值的承受能力下降，容易产生恐惧的情绪。但是，我不认为越南已经发生了货币危机。越南盾贬值的幅度还很小，离岸NDF显示越南盾在未来一年要贬值40%左右，但那仅仅是投资者的预期，而且有投机的成分，并不一定真会贬这么多。越南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通货膨胀，此前他们选择稳定汇率，对于治理通胀来说，这是错误的政策。
资本项管制能否阻止金融动荡？
《21世纪》：越南金融动荡有没有可能向更多的经济体蔓延？哪些经济体会首先受到影响？
李稻葵：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机制不同。发达国家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监管跟不上金融创新的速度，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如此。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则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次越南金融动荡的外因是美国次贷危机，我们预计美国的局势到年底应该会稳定下来，但是其影响会转移到境外，金融体制不健全、货币政策不合理的国家容易染上病。由此判断，我预测印度、东欧国家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它们也是财政和贸易双赤字，而且，涌入这些国家的外资也可能发生倒流。
我们发现，预测新兴市场国家是否发生金融危机，有一个特别准的变量，就是用美元M2除以美国的GDP，如果这个指标显示美元流动性过剩，而新兴市场国家自身经济情况又不好，那几乎就可以准确地预测出这个国家将可能发生危机。美元流动性过剩是经济危机的前奏，而美元流动性的减少则是经济危机的导火索。
丁志杰：从历史上看，资本向新兴市场国家的流动一直是不稳定的。目前的世界格局，发达国家依然是中心，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处在外围，它们在资本流动中缺少主动性，很多时候，资本流入是由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所产生的推力，而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本身的吸引力，资本也可能因为外部环境变化而流出，于是就有可能产生危机。
目前来看，随着美元未来的走强和美国经济的回稳，资本可能会从新兴市场这个避难所撤回去。而且，越南的经济金融动荡使得亚洲成为全球投资者关注的焦点，投资者可能会对亚洲重新进行风险评估。这些因素都可能使亚洲更多国家陷入危机。为了防止动荡蔓延，亚洲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增强市场信心。
《21世纪》：越南没有放开资本项管制，但相对比较宽松，这被认为是发生金融动荡的原因之一。通过越南的情况，我们如何衡量资本项管制？是应该加快还是应该减慢资本账户放开的步伐？
丁志杰：一讲资本账户开放，一些人就说会把中国推到危机的边缘。由于各国经济的基本面和制度不同，每个国家对资本账户开放的承受能力不同。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第三大债权国，预计今年对外净债权会超过8000亿美元，主要的债权都集中在国家手中，中国承受资本账户开放的能力也在加强。因此，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还会加快，重点是在流出领域，特别是推动私人部门走出去。通过对资本账户流出的开放，可以早日确立中国作为投资大国的地位。
曹远征：我认为，当前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时机还不成熟。这次越南金融动荡证明，资本项不开放对于抵御危机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相当大程度地将热钱堵住，尽管可能有漏洞，但是通过黑市出去的成本毕竟很高，难度也很大。热钱的本性是无法改变的，在宏观调控不太成熟的情况下，建立一道外汇管制的闸门是必要的。而且，中国的外汇管制应当说还是比较有效的。
当然，资本账户的壁垒总是要打开的，这需要几个条件：一是宏观经济比较健康，有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二是本国的金融机构有较强的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三是国际经济环境相对稳定。只有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才能谈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这些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宏观经济有比较高的通货膨胀，金融机构的竞争力还比较薄弱，国际环境也比较动荡。
施建淮：资本账户开放是一项制度改革，而非货币政策，我们要把它作为目标，有步骤地往前推进。在这个过程中，国际金融形势发生一些变化，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和越南经济问题，只是一时的现象，并不能因此改变我们的这个长期目标。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不应该完全根据国际环境的一时变化而相机决择，主要还是取决于中国经济基本面发展到了怎样的状况。资本账户开放是一个过程，要看我们已经具备了哪些条件，可以放松哪些子账户管制的问题，所以即使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应该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
另外，我们需要考虑，现在中国资本管制的效率到底怎么？我们付出的成本到底有多大？经济决策是成本和收益比较的结果，如果管制非常有效，在国际环境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维持管制；但如果管制的效率非常低，行政成本很高，那就值得检讨了。现在当局对于热钱流入的管制是非常严厉的，但效果如何呢？如果用“外汇储备增量－－FDI－贸易差额”这种衡量热钱的方法计算（这种估计方法是有缺陷的），我国今年3月份热钱流入规模为123.6亿美元，而4月份则高达501.8亿美元，这说明资本管制是非常低效率的。
我们所说的资本账户开放，只是取消基于行政审批的管制方法，并不是对它不进行管理，任何国家对资本的流入和流出都是进行管理的，我们基于经济和价格的杠杆而非行政审批进行管理，比如可以采取托宾税的办法，对流入的资本征税，资本在国内呆的时间越长，收的税就越低，短期流出的话，就征很高的税，这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这样，就对资本有了激励，不会那么快地流进流出。管理和管制是两个概念，我觉得国内的讨论把二者混淆了。
《21世纪》：越南出现问题之后，中国的资本流动情况是否发生了变化？资本是更多地流入还是流出？
解学成：从4月和5月份的宏观数据看，流入中国的外资在扩大。4月份单月外汇储备增加了745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很多资金是从越南和其它新兴市场转移到中国的。中国的外汇占款越来越重，央行被动性地收缩流动性。
降低国内流动性压力的主要手段是创造条件让资金走出去，资金的使用主体最好是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企业，例如民营企业。这需要有相对长期的安排，在外汇管理政策等方面，支持企业走出去，通过这些企业的对外投资来舒缓国内流动性压力。
李稻葵：未来几个月或半年之内，至少是奥运前后，我们需要关注资本流动会否发生大规模逆转。这次的情况和1998年不同，那一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是350亿，通过资本账户跑了250亿。外汇局今年的管理能力比1998年是强了还是弱了？我看是弱了，因为资本流动的开放是大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太担心外资企业和投行，因为他们不太敢搞私下交易，我最担心是中资企业，他们过去在境外借美元投资到国内，现在会反过来运作，在境内借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往外跑，这种风险一定要控制住。
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是否调整？
《21世纪》：越南金融动荡发生之后，全球通胀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对国内形势的判断是否要因此而调整？未来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防胀还是防滞？
魏加宁：对于宏观经济走势，现在国内有不同的声音。有的人担心“滞”，有的人担心“胀”，也有的人担心“滞胀”。但是对于滞胀形成的机理，人们的理解并不一样，而且在如何防范滞胀的问题上，办法正好相反。有人认为，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是成本推动型，反正控制不了，不如干脆就保增长、保就业。但197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现的滞胀，原因恰恰是老想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解决失业问题。因此我认为，近期恐怕还是应当将防通胀放在首位，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滞胀发生。
上个月的物价涨幅好像下来一点，但如果像媒体报道的那样，是物价干预的成果，我担心将来还是会反弹。更何况，我们现在的资源价格是扭曲的，理顺资源价格也会成为物价上升的重要因素。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理顺资源价格时，一定要严格控制货币供给。
李稻葵：我提一点不同的观点。我判断未来半年，最大的政策着力点恐怕还是滞，即增长速度过快地回落。我们判断，在未来半年之内，全球范围内的高速通胀可能会转化为温和的通胀。随着次贷危机阴影的散去，美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渐趋稳定，美国金融市场给游资提供的投资空间会加大，那么，游资就会从石油、期货和其他大宗商品期货的投机中转移出去，使得这些商品的价格有所回落，至少不再高速上升。而且，我们预期印尼和东欧国家也可能发生危机，他们的实体经济发展会放缓，从而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会放缓，这可以在相当时间内缓解全球通货膨胀的压力。
因为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全球高通胀现象恐怕会在半年以后逐步消失，当然温和通胀的压力依然存在，因为我们毕竟面临全球化的过程，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趋势还是存在的。
目前中国的情况，是猪肉、粮食的价格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这么高的价格已经使得农民有积极性去养猪、种菜，蔬菜价格已经略有回落。这说明高价位已基本稳住，导致CPI上涨的最重要因素??食品价格恐怕在下半年也不会像去年下半年那样疯涨了，我们预测今年全年的CPI是6.5%。此外，国际原材料输入型通胀压力也会缩小。这两个因素导致通胀从7%-8%的水平会回落到5%这样一个温和的通胀水平。
相比之下，很多企业运行困难的状况更加值得关注，它们面对六大成本上升的局面：一是融资成本，银行信贷收紧、股市下跌导致企业融资困难；二是用工成本，这是一个长期趋势；三是环保成本；四是原材料价格；五是出口企业的出口机会成本；六是税收成本，以第一季度为例，北京市GDP上升了11%，税收收入上升了38%，广东省GDP上升了8%，税收增长了50%，税收上升的包袱最后会落在企业身上。一系列成本上升导致企业产量有下滑的趋势，至少增长率有回落的趋势，我认为这是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
关于治理通胀，我觉得至少M2不能作为主要指标，因为M2的上升不说明问题，M2增加，但如果存在银行里不出来，对通胀、资产价格就没有影响。所以M2有误导性，用它作为控制指标，我觉得是过时了。不看流转速度和资产市场的变化，只把M2和产品市场价格联系在一起，这从学理上、政策上、经验上都说不过去。
管涛：我觉得这一轮全球通胀既有金融层面的因素也有实体经济层面的因素。金融层面的因素是，美国实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导致美元泛滥，投机资金大量流入商品市场，推动了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实体经济的因素是，虽然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势头放缓，但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印度的经济发展依然强劲，对初级产品需求旺盛，导致价格下不来。因此，我判断，如果美国经济复苏，美元利率、汇率止跌回升，国际资本开始回流美国金融市场，或者新兴市场经济出现硬着陆，就会使全球通胀降温。
短期内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可能还是防胀而不是防滞。从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虽然今年前5个月贸易顺差有所下降，但绝对规模仍然较大，不至于拖经济太多后腿；投资和消费特别是消费还比较强，也就是说内需扩张动力比较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经济政策不出现大的失误，就不会出现经济滑落的风险。另外，即使经济增长从11%降到9%-10%，这正是国家宏观调控所期望的，不能称之为经济停滞。因为这么长时间的两位数增长，经济是太强了，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越来越明显，不可持续。经济增长放缓一点，通胀能够控制住，经济才有可能保持可持续的增长。
曹远征：我认为，以这一轮物价上涨为标志，可能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也就是说，过去那种所谓低物价高增长的情况不复存在了，中国会进入一个高成本的时代，不仅仅是由于短期的通货膨胀，更是因为长期成本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环境成本上升等几个方面。这使得中国靠牺牲环境、滥用资源、低劳动成本而形成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物价上升已经不是流动性过剩问题，而是一个长期成本上升的过程，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也需要在这个背景下考虑，未来可能不再是低物价、高增长，而是比较高的增长和比较高的成本。
人们也担心是否会出现高通胀低增长这样的组合，那么，就需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首先，要更加重视技术进步、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普遍的技术进步，才能抵消成本上升，以更少的资源和环境消耗创造出更大的产值。其次，在高成本的压力下，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充分就业和居民收入的增长，以此来度量宏观调控。第三，短期来看，通货膨胀还是主要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稳定预期和价格秩序是最重要的。在高成本年代，我们控制不了输入型通胀，但一定要控制住需求。对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货币政策是治标不治本的，但是，这并不代表它不重要，把需求控制住，才能赢得时间和条件。
《21世纪》：未来货币政策的操作手法是否会发生调整？
施建淮：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应该避免经济出现硬着陆，如果现在的货币政策导致大量企业面临亏损或者经营恶化，我们就应该检讨货币政策。当然，检讨不代表我们就要放松货币政策，而是在货币政策的手段上进行检讨。如果说中国现在面临着挑战，这个挑战是通货膨胀，而不是经济衰退，所以我们仍然应该把反通胀放在首位。但是央行目前所采用的数量型政策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一些行政性政策如所谓的窗口指导，是一刀切的做法，对经济造成的伤害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打击非常大。因为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从银行获得贷款是它惟一的融资渠道，它们不像大公司可以通过股市或者债市融资，所以，当存款准备金率提高，银行信贷能力受到限制，中小企业首当其冲会遭遇经营困难。
所以，我认为货币政策应该采取一些价格手段，比如加息、升值这样的方式，而不应该再进一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当然，央行可能是考虑到加息的外部约束，包括热钱的流入所带来的风险，但是我觉得这是多虑了，其实微小的利差、套利行为并不是热钱流入中国的主要原因，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令人看好，投资回报可以预期，再加上人民币升值还没有到位，市场上仍然存在升值的预期，这些才是热钱流入中国的主要原因。
丁志杰：我觉得，未来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防通胀。通胀到目前为止还很高。未来的走势，从国际因素来看，输入型的压力会减轻，但国内通胀因素还一直存在。现阶段从紧的货币政策操作值得检讨，主要靠信贷政策能不能真的有效？信贷政策的着力点是控制资金的可得性，利率并没有提高，企业的资金需求依然旺盛。今年上半年有这么多热钱进来，很大的原因就是国内企业到国外去找钱。现在企业和机构有各种便利的渠道从海外融资，也有民间借贷渠道，企业能通过创新舒缓资金的紧张。因此，应该更多考虑利率工具的使用。如果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到了两位数，那就太可怕了，到时候所有的问题都会爆发。
曹远征：现在中国通胀的原因，主要是投资增长太快，所以需要控制投资，需要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这是没有疑问的。目前政策的主要措施是提高准备金率，不仅作用于存量而且作用于增量，即使货币乘数下降，货币供应量的规模就会收缩，从这个意义上讲，准备金率的效果比利率要大。
现在的情况是，准备金一上调，很多需要钱的企业贷不到款，人们担心会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因此，在总量控制的同时，可以采取一些改善结构的办法，试举两种，一是发挥城市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作用，如信托的作用，它们没有派生存款，不具备货币创造的功能。二是对中小企业和农民的小额农贷做特殊的金融安排，鼓励互助金融组织的发展。只要不是通过商业银行的渠道融资，就不会出现派生存款和货币创造，不会增加货币供给的总量，而只是改变存量的结构。这两项措施是长远的制度建设，既能改善企业的融资环境，又创造新的金融形式和机构，是一举两得的。
中国可能的“应对预案”
《21世纪》：中国是否需要对越南施以援手？
解学成：我们不需要担心美国次贷危机，美元的国际地位决定了美国可以动用一切资源，甚至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来解决它自身的问题，例如针对各大投资银行流动性紧缺，美联储用国债置换它们的次级债、不良债券，这是非常规的做法。但越南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凭借本国力量解决问题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可运用的手段不像发达国家那么多。
对越南援助，不应该只限于政府间的援助。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有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金融动荡甚至是金融危机，目前我们考虑的是创造条件让更多的企业出去，通过参股、控股等多种方式，帮他们的企业渡过难关。
魏加宁：我个人认为，中国应当及时救助越南。危机本身具有传染性，在源头出现的时候及早控制住势头，比产生连锁反应以后再采取措施更有效。越南和中国的经济形势有某些相似之处，中国更应早一点采取措施，防止问题蔓延。
提到援助越南，可能会有一种阻力，有人会认为，在救别人之前，首先要防范自己发生问题，这包括几个方面：一是汇率方面应当加强和改善国际协作；二是防范资产泡沫；三是控制通胀，根据越南的教训来看，这应该放在首位；四是加强银行体系的建设和改革。
管涛：讨论是否援助越南之前，先要界定越南是否出现了债务问题，越南政府有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到目前为止，越南的问题主要还是国内经济动荡引发货币贬值。越南是一个外汇管制国家，它的外汇市场动荡是可控的。它的外债并不是很多，而且大部分外债的债权人是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这和1997年泰国的情况不同。所以我认为，越南可能还没有到需要救助的程度。
李稻葵：现在越南可能暂时不需要我们的援助，但我们还是要做好预案，不能等到他们真正需要的时候，我们措手不及。预案应当包含以下几项内容：
第一，避免使用亚洲货币的概念。亚洲货币是日本人在日元失去国际地位之后提出来的概念，1980年代末日元占到全球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10%，现在是5%，所以日本寄希望于亚元。但是亚洲历史这么复杂，很难形成亚元，人民币的前景远远超过亚元，所以应当尽量给越南提供人民币，但要低调地进行双边谈判和接触。
第二，设立一个人民币境外投资基金，在一定条件下援助在越南投资的中资企业。很多中资企业的前景是不错的，但是短期内可能处境不好，越南的紧缩政策会使它们的资金链断裂。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基金援助这些企业，从而间接地支持越南，这也是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做法。
还有，我们对越南的援助可以考虑与北部湾经济圈建设相结合，给广西的发展创造一些机遇。
丁志杰：越南现在还没有到需要资金支持的时候，它的储备还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越南政府通过加息和越南盾一次性贬值，压缩了投机的空间，减少了未来的储备需求。越南更需要的是信心上的支持，我们可以预先做出一个安排，当出现更严重问题的时候再去启动相关的预案。
《21世纪》：从上次的亚洲金融危机到本次越南金融动荡，新兴市场国家经历了很多变化，我们从中能得到哪些经验和启示？
管涛：总结上世纪的亚洲金融危机和今天的越南金融动荡，经验和教训可以归纳为四个“不可靠”。
第一，高额储备不可靠。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有些国家在外部冲击下出现了货币问题，所以各国认为储备越多越有能力抵御外部危机。因此近年来，亚洲国家的外汇储备增长非常快，到2007年末，亚洲新兴市场的外汇储备足够支付12.9个月的进口。但外汇储备的过快积累未能从根本上为本国的经济金融安全提供保障，反而加剧了一些经济体的脆弱性，一部分流动性进入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银行信贷膨胀，导致房价、股价飙升，形成了信贷泡沫和资产泡沫。当市场情绪逆转，由追捧转为抛售该国货币。总之，积累外汇储备需要权衡利弊，健康的金融体系才是抵御金融危机的第一道防线。
第二，汇率稳定政策不可靠。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国家普遍采取了干预外汇市场、防止本币过快升值的做法，在越南，这种做法更为突出。革新开放以后，面对大量的贸易赤字，越南特别害怕本币升值。越南的外汇储备在2002年-2007年间增加了5倍多，越南盾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而政府并没有让本币升值。到了2007年8月份，越南首次出现了两位数的通胀。其后，越南才松动汇率管制，允许汇率缓慢升值，但为时已晚，最终通胀失控。在本币升值压力面前，越南最终没有逃脱名义汇率不升（甚至贬值）而实际汇率升值的一般规律，不仅没有解决本国贸易失衡问题，还因为高通胀的侵蚀，触发了市场对越南盾的集中抛售风潮。是选择名义汇率还是选择实际汇率升值，这确实是开放环境下各国宏观经济管理中必须认真抉择的问题。
第三，外国资本不可靠。人们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好事，是稳定、长期的资本流入。越南长期贸易赤字，但通过大量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来解决资金不足问题。外商直接投资超过了贸易赤字，形成过度流入，导致通货膨胀压力和经济过热，为此次金融动荡埋下了隐患。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直接投资是不是越多越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同的国家，其股市与汇市的表现有明显的差异。如韩国、印度等国，其股票市场对外国投资者开放程度较高，就出现了外资撤离导致国内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双双下跌的局面。而对外资投资股市限制较严的中国，股票市场深幅调整，但外汇市场仍然供大于求，人民币升势依旧，外汇储备增势依旧。这在一定程度上似可说明，尽管有境外资金违规进入中国股票市场，但规模是否如外界吹嘘的那么邪乎？考虑到中国企业普遍自有资本较少而负债率较高，在国内信贷紧缩、融资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方式从境外进入的所谓“热钱”，可能主要不是用于炒楼、炒股，而是为了解决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而且时间来看，中国这一轮经济过热，投资热是在股市热之前的。所以，即使有热钱进来，也不像人们说的那样，主宰了股市的涨跌。这次事件告诉我们：资本账户的开放必须审慎推进，不论是吸收长期还是短期资本，都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承受能力相适应。
第四，市场预期不可靠。最近，很多亚洲国家的货币经历了抛售风潮。2002年-2007年美元贬值过程中，印度卢比、韩元、泰铢兑美元的汇率均升了20%-50%，今年却分别贬值6%-10%。印度的经历对我们最有警示，印度卢比去年升了28%，今年却面对贬值的压力。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到底存不存在强势经济、强势货币的所谓长期升值趋势？同时，这也提醒我们改变对汇率的单向预期。事实上，任何一种货币，在任何时候，升贬值的因素都是存在的，只是在某个时候升值的力量占上风，进而显现为升值的压力。我们应该时刻注意防范汇率双向波动的风险，汇率越市场化，就越要注意防范这种风险。
丁志杰：中国要居安思危，在好的时候想到风险累积。管理者居安思危需要勇气，也是有代价的。防紧缩，防滑坡，大家都高兴；防过热，防通胀，是紧的政策，容易引起不满。政府在做决策的时候，一定要加强舆论宣传，以获得更大的支持。目前社会上对房市、股市的调控有不同的声音，这与我说的居安思危的代价和成本有关系。
魏加宁：从越南金融动荡反观中国经济，我觉得要防止两种倾向。
一方面，要防止只讲对外开放、不讲金融安全的倾向。在开放过程中要注意金融安全网的建设，不能追求资产价格的一时高涨，不能为了经济增长而放任通货膨胀，不能只顾眼前不顾长远。
另一方面，要防止有人借越南问题否定改革开放。其实，危机不只可能在转轨国家出现，也会在发达国家出现，美国也有次贷危机，危机虽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非常态，却是周期性反复发作的现象，有专家认为，大约十年左右就会来一次危机。不能因为某个转轨国家有了问题，就把市场化、国际化的改革开放大方向都给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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