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中国时区的国际金融中心是必然趋势

　　陆红军

　　金融中心是一个现代而又古老的跨文化话题。

　　十五年前我开始从事国际金融中心研究时就有这样一种潜意识。然而，在一次旅行中读到英国人写的《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使我的潜意识骤然升华。

　　1 中国时区的缺位

　　纽约和伦敦仅仅覆盖了欧美的16个时区。

中国正是其余8个时区中经济成长最快、人口最多与最具潜力的国家，在这一时区（或称为中国时区）中，形成一个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是历史必然趋势

　　中国时区必将形成由一个全球国际金融中心和多个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组成的新格局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即《中国发现世界》）一书的作者孟西斯是一名退役的英国海军军官，凭其职业的敏锐与兴趣，十五年潜心研究中国明代永乐十九年郑和率数百舰数万人船队下西洋的惊人旅程。其结论是：“在欧洲人起航之前，整个世界已经测绘完毕。这种成就只有中国人能做到。”在孟西斯的惊世结论下，我们看到这位欧洲军官的考证如铁：宣德五年至六年（1430~1431年）位于长江口的浏家港与福建长乐县南山寺的两处石碑，记载了中国人环球船舰从天津塘沽出发历经三十余国的航海史。

　　需要说明的是，浏家港与南山寺只是地处北纬26度至31度、东经119度至121度的中国时区内的码头与建筑。而明成祖登基第一年起就成立天文学家委员会精确天象并说服日韩等亚洲各国同举，其目标是使“北京天文台成为测绘世界的基准点”。这从郑和跨洋舰队集聚的百科知识之库、商业博览精品、中医中药荟萃中得以充分展现。历史表明：决定物流移向与财富流向的真正力量是人类文明，而物流的移动性与财富的流动性亦理应浑然一体。如果说，人类的航运中心是世界性的，那么，人类的金融中心也必然具有环球意义的时区性。但事实上，虽然中国发明了测量地球经度的方法，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时区”的环球金融中心却落在阿姆斯特丹港；而郑和舰队环球返航后，已经走到工业革命边缘的中国却脱离世界贸易网络走上锁国之路。继宋朝“文艺复兴”之后的15世纪航运中心??浏家港或塘沽港同该时代的金融中心擦肩而过。

　　国际金融中心是全球化与跨文化程度的核心标志，同时也是一个区域概念，可按其经济规模、市场集聚与文明开放程度分为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洲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特定范畴或功能的国际金融中心等。当今作为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的唯有纽约、伦敦，前者属北美经济体，后者属欧盟经济体，这两大都市适应了过去300年中的世界转型，并产生了一套适应这种转型的经济金融与文明制度，一旦工业社会出现，就应势而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而作为全球经济热点的亚太地区，至今却未真正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

　　换而言之，全球24个时区中缺了8个时区，因为纽约和伦敦仅仅覆盖了欧美的16个时区。而中国正是其余8个时区中经济成长最快、人口最多与最具潜力的国家，在这一时区（或称为中国时区）中，形成一个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是历史必然趋势。而这个时区内将不止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还会有若干国际金融中心的互动与竞合。犹如北美的金融中心城市及其定位：华盛顿（联邦金融决策和管理中心）、纽约（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芝加哥（东部地区金融中心与期货交易中心）、波士顿（基金管理中心）、休斯敦（中部地区金融中心）、洛杉矶（西部地区金融中心与太平洋盆地金融中心）及旧金山硅谷（高科技投资中心）。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从17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世界上国际金融中心无不是在社会转型与市场博弈中“形成”的，包括上海曾在上世纪30年代一度成为远东国际金融中心。而进入20世纪下半叶，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新的进程，新兴国际金融中心往往由政府主导而“建成”。尽管经济学家们经常强调政府的干预是有限的，但在亚洲，“形成论”似乎渐为“建成论”所取代。然而，美国“9?11”事件后，全球金融多元化的格局开始出现。国际金融中心又从“建成”阶段进入“竞成”阶段，一场金融中心的竞赛跃然出现在世界版图。我在2000年曾称之为新世纪国际金融中心的“奥林匹克运动”，重在参与。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甚至一国内部，金融中心之争愈演愈烈。最近，普京及其继承人多次明确提出：世界应该由多个国际金融中心组成。俄罗斯将建立与纽约、伦敦同样级别的金融中心。经济全球化支持良性的竞争，同时也将摒弃重复建设的竞争。竞争能够促进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化及合作。

　　1994年当中国确立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国家战略之际，中国国际人力资源发展跨文化研究协会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联合筹办了首届国际金融中心研讨会，英国学者关于曾经守旧的英国通过创新战略来维持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经验使人耳目一新。十五年后，上海已联手充满活力的新伦敦（而不是纽约）共演金融中心“双城记”。

　　在中国时区内部及其附近已有若干个国际金融中心和立志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群，包括东京、新加坡、香港、上海、北京、天津、深圳以及首尔、孟买、迪拜等。而要想成为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除了需要健全的金融体系与市场体系外还需要强大的经济体做后盾，并能依靠金融人才国家队在全球化博弈中胜出。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国际金融中心不是孤立形成的，需要有商业中心、航运物流中心作为主撑，周边产业发达的区域作为腹地，这使得上海未来成为全球国际金融中心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增大。中国时区必将形成由一个全球国际金融中心和多个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组成的新格局。

　　尽管亚洲版图中怀抱着国际金融中心蓝图的城市已达到十多个，尽管越南又弥漫起1997年东亚危机的硝烟，但上海仍有理由坚定不移地带着成为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的志向潜心经营、勇攀高峰。在此征途中协调及发展与周围区域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关系，相互促进，实现共赢。这将是金融中心“奥运精神”的精髓所在。

　　2 上海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确定性要素

　　上海形成国际金融中心任重而道远，有两大确定性要素：

　　一是坚定的国家战略。上海作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航运中心，是党的十四大、十五大确定的国家战略。当然，一个城市同时想扮演所有金融中心的角色，实现所有金融中心的功能，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深化自身的科学定位，不要人云亦云，也不要自我独尊，不能过分求全，也不能顾此失彼。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时，不能忽略同步推进国际航运中心，尤其应注重这两个中心之间新的结合点；在强调发展资产管理功能优势时，也不能忽视财富管理本身已包含了理财咨询与资产管理两大核心功能。而作为有着13亿人口大国的国际金融中心，为拥有世界巨大财富资源（包括主权财富、机构财富、企业财富、个人与家庭财富）服务的理财功能正是全球金融中心的竞争热点。一个清晰而合适的定位，本身就是一种竞合优势。上海作为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性城市，应当以全球化的战略定位统御功能定位，以科学的功能定位深化战略定位，并不断激发战略创新与功能创新。英国在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不断革新中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的经验，足以引起我国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国家战略的深入思考与借鉴。

　　二是完整的要素市场。上海已成为中国拥有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与衍生品市场较为完整结构的第一都市，并拥有要素市场的各类交易所。然而，有了交易所并不等于自然形成国际金融中心。当今国际金融中心的交易所并购案例比比皆是。上海应抓住历史性机遇，通过国际并购与重组，成为中国财富通向国际优良资产的桥梁，进而成为全球财富管理的枢纽。整个过程是一个需要多重努力的过程，需要不断丰富上海的要素市场，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形成更为开放的市场体系、更为平衡的机制体系和更为完整的金融人才体系（包括领导与战略型人才、运作与执行型人才、专业与职业型人才）。在后全球化时代，要素市场随着高风险、高利润的快速转移，也呈现高流动性和高创造性的特征，且都通过产品创新显现其功能。美国次贷危机就是通过次级房屋按揭贷款产品及其衍生品，打通各要素市场而转移风险的。因此，上海在建设新型要素市场时，培育跨要素市场的全能型金融人才（即跨金融专业的多功能人才）已经迫在眉睫。

　　3 不确定性要素

　　选择与博弈之一：价格控制机制

　　选择与博弈之二：数量控制机制

　　选择与博弈之三：风险控制机制

　　上海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不确定性，主要受制于三大因素的制约：

　　上海要想如同纽约、伦敦在成为提供各种金融服务的国内金融中心同时逐渐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离不开一个全面开放的金融市场。根据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一个新型转型国家在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三方面不能同时放开。这意味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要在价格控制机制、数量控制机制与风险控制机制三者的选择与博弈中取得平衡才能得以发展：

　　选择与博弈之一：价格控制机制。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完全流动性，必须牺牲汇率的稳定性，实行浮动汇率制。这是由于资本完全开放会使国外资本频繁出入而带来国际收支不稳定。如本国的货币当局进行干预，亦即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那么本币汇率必然会随着资金供求变化而频繁波动。利用汇率调节到真实反映经济现实的水平，可以改善进出口收支，影响国际资本流动。但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来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信心危机的存在会大大削弱汇率调节的作用，甚至起到恶化危机的作用。当汇率调节不能奏效时，为了稳定局势，政府的最后选择是实行资本管制。泰国政府货币危机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就是典型的案例。

　　选择与博弈之二：数量控制机制。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必须牺牲资本的安全流动性，实行资本管制。这通常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政府以牺牲资本的完全流动性来维护汇率的稳定性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大多数新兴经济国家，均实行这种政策的组合。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国家需要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来维护对外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是由于监管能力较弱，无法对自由流动的资本进行有效的管理。中国货币政策正是处于多重矛盾之中，如果在热钱撤离前夕施行加速人民币升值与资本“严进宽出”政策的组合，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选择与博弈之三：风险控制机制。维持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必须牺牲独立的货币政策，实行不干预制度。在资本完全流动时，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的任何变动都将被资本流动的变化而抵消其效果，使本国货币丧失自主性。尤其是在发生投机冲击时，短期内被动地调整本国利率以维护固定汇率。可见，为实现资本的完全流动与汇率的稳定，本国经济将为放弃货币政策付出巨大代价。越南货币危机与通货膨胀正是这种代价的体现。

　　这确实是一个“三难”的困局。如果说，上世纪全球化迅猛之势已令经典经济学理论黯然失色，那么，新世纪新危机的史无前例，也足以令全球经济学家重新备课。如当前货币升值与贬值风险同存、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危机同在、金融危机、能源危机与粮食危机同步等，充分展示了当今发展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高难度、高成本、高风险，当然还有高收益。长期以来，我国选择的都是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两种目标，并对资本实行严格的管制。而实际上是价格控制、数量控制与风险控制不能同时进行，尤其是资本管制似乎是十分不利于现代国际金融中心建立的。 2005年我国进行了汇率改革，人民币的渐进升值，打破了我国原有的政策平衡，追赌人民币升值的热钱也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流入我国；而另一方面，资本项下的不开放也限制了资本的流出。人民币的缓慢升值和资本的有限流动，必然损害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目前全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国家数量逐渐减少，而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与固定汇率制的国家数量则有所增长，呈现“舍中间，取两极”的趋势，孰利孰弊，因国情不一，各国政府无不仔细斟酌，慎重从事，在美国次贷金融危机波及下尤为如此。这对于上海市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是非常关键的，同时也是这一进程显现长期性和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但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最大的风险不是开放，而是封闭。当然，开放之度是最难拿捏的，需要全球视野与中国智慧。

　　4 两个世界的博弈与对话：跨文化能力突显

　　金融中心历来是应对金融动荡的桥头堡，也是维护金融稳定的主阵地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与金融自由化的深化，跨文化能力已上升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种关键性资源

　　1997年12月2日，香港正处于亚洲金融危机的风口浪尖，我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国际金融中心研讨会上，以“自强不息”四个字作为《金融危机与金融中心》闭幕词的主旋律。我从会场上来自欧美的银行家们的表情中观察到，他们对此似乎并不存太大信心。如今，亚洲新兴国家的金融体系已大有改观，抵御类似11年前的债务危机能力得以提升，但应对通胀与货币贬值的能力依然面临新的严峻挑战。一场抵御高通胀的持久战和对弈热钱的遭遇战已不可避免。金融中心历来是应对金融动荡的桥头堡，也是维护金融稳定的主阵地。作为资金集散地的中心城市，在“集”资的同时也“散”资，具有双顺差与强大财力的中国，只要在当前金融监管中既抓“管进”又抓“管出”，是能够应对热钱撤离的；作为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只要下定决心联合行动，是可以控制通胀和维系金融安全的。

　　一个月前，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大卫?麦考密克在上海的一个论坛上表示：“我担心中国有一些人会以最近金融市场的动荡为理由，放缓或暂停金融领域的改革。”这个声音或许代表了富国集团对新兴市场的长期预期，200年前，英国为寻求原料与市场，不远万里驰船来华，实现了200年前世界最强的国家与“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的对话。在美国次贷危机下，大卫?麦考密克的声音似乎重复着200年前同样的诉求。但不出一个月，越南的金融动荡已经显现。这一事件提示了全球化引发的货币政策的一个外部效应，即一个国家单独控制通胀会令其自身经济增长下降，但有利于降低其他经济体的通胀。因而没有一个国家的央行愿意当出头鸟，以牺牲自身经济增长换取可能仍然无法抑制的通胀，除非美国率先承担责任。因此，具有跨文化意义的全球“一致行动”将是应对新世纪金融危机的长效机制之一。中国已经在APEC金融合作、东盟区域合作、欧亚经济合作等领域跨出了坚定的步伐，并将以大国社会责任为己任，主动参与国际金融准则的制定，为世界金融稳定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欧洲也有着成功的先例。巴黎、罗马、柏林这些不同时期西方帝国的政治中心与金融中心，十年前都向共同的货币欧元交出了一部分权力。尽管欧元给欧盟各国带来快乐的同时也带来了阵痛。但至今没有一个国家表示要退出欧元区，这显然与欧洲统一的文化认同有着密切的联系。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专注于国际贸易中的跨文化冲突，如最惠国待遇中的人权之争、市场准入与贸易壁垒、反垄断与知识产权等，而对国际金融中的跨文化问题未予以足够的共同关注，如个别富国的“经济自我主义”导致全球金融动荡与粮价上涨、多数新兴国家崇拜“全球化神话”而陷入货币政策的盲区等。事实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与金融自由化的深化，跨文化能力已上升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种关键性资源。我在1993年8月参加世界银行一个会议时，曾接受了《光明日报》记者的越洋采访，强调提出：国际金融正面临一场战略与文化的变革。一个国家改革与发展的深层内涵，不仅仅是发展高科技与高附加值企业，改善产业结构和汇率、利率，更重要的是增强国家竞争力??关键成员或紧缺人才解决与定位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穿越文化的全球化经营能力。然而，15年来，发达国家集团与新兴国家集团的注意力均集聚在产业技术创新与各国汇率利率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美国在能源气候方面的“落伍”，表明其在发明玉米变成能源的同时，仿佛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粮食进口国的切身利益，从而制造了另一个全球性危机，推高了次贷危机所激化的通货膨胀。越南突然间从经济发展的成功者变成金融危机的引发者，就是因为政府过度投资与放贷的同时，似乎也忽略了国际粮价上涨、成品油及过度进口所造成的通胀，这两种效应汇集一起酿成了新一轮亚洲金融动荡的激流。从“落伍”的美国到“激进”的越南，不难看出，跨文化或全球化跨国经营的决策力及执行力，已成为新世纪富国集团与新兴集团共同稀缺的领导资源。

　　比较两个世纪的金融危机案例，我们可以发现，新世纪的金融危机传导机制已具备跨文化的双向特征。即由富国集团传向新兴集团或新兴集团传向富国集团的单向型，转为富国集团与新兴集团之间的双向传染之势。但无论单向传导还是双向传导，损失往往是储蓄国大于消费国，穷人大于富人。东方人崇尚储蓄文化，形成了亚洲高企的储备与不成熟的投资市场；西方人崇尚消费习惯，促成了欧美发达的投资机构与奢侈品业。但这一切都正在或将在全球化经营中改变着。我们没有理由对全球化带来的金融困局持悲观的态度。我们期待着全球尽早摆脱使两个世界的大众饱受通胀威胁的金融动荡。也许刺破这个泡沫需要全球央行集体实施紧缩政策才可生效，但我们相信人类的跨文化能力足以达成共同的智慧。美国次贷所引发的全球信用危机与信用衍生品危机或将导致漫长的国际金融体系重组，但我们相信只要加强中美之间、富国集团与新兴集团之间的战略对话与沟通协作，世界能够挺过危机，建构和谐的21世纪国际金融体系。中国时区的国际金融中心将不会重演与时代擦肩而过的史剧，上海、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必将在这一进程中真正铸炼成长。

　　（作者为国际金融中心协会主席、国际人力资源发展跨文研究协会会长、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