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G2”模式合作应成为下届美国政府外交政策中心

　　C.弗雷德?伯格斯坦

　　中国崛起

　　一个国家作为世界经济超级大国必须满足三个标准。它必须足够强大以显著地影响世界经济；它必须有足够动力以对世界经济的增长作出重要贡献；它必须通过充分地开放贸易和资本流动以使以上这些因素转化成为对其他国家的重要影响。

　　现在有三个经济体符合这些标准。美国保持着全球最优的经济，是世界主要通货的发行者和近年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主。

　　欧洲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贸易商，欧元作为全球通货日益在与美元竞争。

　　中国比其他超级大国更迅速地融合到世界经济中来。中国是世界超级经济大国，它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是第二大出口国。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以每年平均10%的速度增长，是历史上最好的增长纪录。截至目前，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居世界首位。尽管像另外两大经济体一样是大陆经济体，尽管在1978年的经济改革前它有长达30年的自给自足时期，但现在经常项目占中国经济的比例是美国和欧洲的两倍。因此，中国戏剧性的扩张对世界其他国家有着巨大的影响。在过去四年的经济扩张过程中，它与比之强大很多的美国分享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领导地位。

　　随着美国经济的减速，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无可厚非的主驱动力，它是史上最独特的国际经济大国。它仍是一个人均收入低于3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比美国和欧洲的10%还低。另外从市场化角度，中国的发展还不到位。这三个因素减少了中国能容易接受伴随着经济大国地位所要承担的系统性责任的可能性。中国融合到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将要付出比日本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融合进程更为艰巨的努力。

　　当前全球治理组织已经落后于时代

　　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中国的崛起为现行的世界经济制度带来了新的影响挑战，这尤其表现在贸易、货币、能源等领域。从经济的角度，中国将自己看做是一个价格接受者而不是价格制定者，但中国对重大世界经济成果已经具有巨大的决定性的影响。

　　而从当前的全球治理组织来说，不注重协调的全球经济政策合作已经落后于时代，无论是WTO、IMF、世界银行还是G7之类的国际论坛。实际上，所有观察家都同意，在面对国家间相关经济能量上的戏剧性的改变时，国际经济组织所采用的治理结构是失败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合理性。通过近两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法平衡成员国配额的实践，中国的份额提高了1%，即从3%上升到了4%。这表明，在不提及美国拥有略低于18%的份额以及欧盟作为一个成员拥有略高于30%的份额的情况下，中国仍然落后日本6.5%，分别落后德国和法国4.5%。“G2”模式

　　才能准确定义中国新角色

　　就此问题，美国对中国采取的基本战略应实行一次微妙而巨大的改变。美国应寻求同中国发展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以实现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共同领导，而不是纠缠于双边关系中的众多问题和相互抱怨。只有这种“G2”模式，才能准确定位中国的新角色，让中国人准确地感受到中国是一个全球经济巨人，是国际秩序的合法建设者和维护者。

　　该设想的战略与美国的当前政策截然不同。目前的战略是寻求摒弃或吸收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秩序中的一员，该秩序是美国建立并领导了60多年的一种体制。在大多数时间里，这种体制基本上很成功，而且这种体制让美国享有特殊的地位，美国对于这种秩序的偏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施展空间，中国对于融入现行国际体系的方式并不满意。

　　并且，在过去的几十年，现行国际体系的有效性越来越差。因为其决策机制没有及时改进，没有给新兴经济体足够的话语权，进而导致政策越来越不合理，而中国则是这些新兴力量的重要一员。目前，仍然存在众多巨大的阻力妨碍现行体系的改革，例如欧洲拒绝减少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的过多份额和执委会的席位。现在克服困境的唯一方式，就是加快创建一个中美主导的全球经济合作框架。系统改革需要很多动力，中国因素的催化对此将会是极其有利的。

　　因此，美国应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并开始实现新的战略。最基本的构想是发展一个中美“G2”模式，以便在层出不穷的议题上引领全球。其他主要国家（主要是欧盟，在一些问题上包括日本）当然也需要深度参与。新的共识和规则可以通过现行的多边机构（如IMF和WTO）施行。一些新出现的问题甚至可以通过新的国际组织来处理，如建立一个全球环境组织来处理气候变化政策。但是，当今世界中，有效的系统性协调必须开始于中美两个经济体的积极合作。

　　对于两国政府来说，公开使用“G2”的名称是不高明的，他们不应该这么做。为了这种战略有效的实施，美国应该给予中国实实在在的优先权，让中国成为管理世界经济的主要伙伴。即便涉及到欧盟和其他传统的盟友（过去的“G2”伙伴关系的国家），这种做法也是正确的。这种引而不发的微妙关系和机制，更可能吸引中国来创造一个两国和世界都亟须的有效领导核心。

　　“G2”议题设想

　　这种设想的战略将会用新的方式对待旧的问题。中美会同意构建他们希望建立的地区贸易协议，包括次区域贸易协议，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亚自由贸易区。这种方式将会支持而不是阻止多边自由化，甚至最终会加强地区经济体之间的联系。

　　随着这种设想战略实施的不断深化，甚至会出现新的国际组织和制度安排，以管理和协调层出不穷的问题。比如，两个最重要的候选议题是全球气候变化和主权财富基金，中国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是关键的参与者。关于前者，中国即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关于后者，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持有者，外汇储备是这个基金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没有中国全面、积极的参与，以及中美两国密切合作，任何现行的国际秩序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事实上，中国对于当前全球经济秩序的挑战存在于这两个议题。如果中美两国在这些议题上不寻求广泛的合作，并构建一个新的全球秩序，报复和反报复的贸易战也许会在两国之间发生。

　　为了建立一种新的全球性框架来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相关的谈判即将到来。这次谈判将包含极为重要的贸易政策和排放控制问题，这会提供检验此种“G2”战略的机会。中国全面的合作至关重要，如果美国对这些议题采取单边主义，或甚至仅仅同欧洲和其他富裕国家采取合作，将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所以，对新的“G2”模式来说，气候问题的合作将是量身定做的检验机会。

　　对于主权财富基金的概念、新国际指导准则（不管是自愿的还是没有约束力的）和基金治理结构等，中国已经提出了一些质疑。而美国正在全力支持这些条款，以打消国内保护主义者的顾虑，进而不影响资本的流入。美国极其需要外国资金的持续流入。美国尤其依赖于中国，依赖于其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和每年都在增加的巨大的外汇盈余。一个正面的冲突也许会使这个议题得到发展，要么中国拒绝接受这些新准则，要么美国拒绝这些来自中国的敏感投资。

　　“G3”或者“G5”

　　如果中国不想对于中美关系过于亲近，并且更倾向于在一个不同的制度框架里来接受其所需要的全球领导责任，或者美国也发现应该维持一个谨慎的姿态，那么其他的方案也是可行的。

　　欧盟可以加入，以成为当今全球经济“G3”中的一员，尤其是它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且是中国新技术的来源，很多中国学生在那里留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加强多方会谈进程而创建的“G5”组织，除这三个经济体外还加入了日本和沙特阿拉伯（代表石油生产国），也是一种可能性。

　　最重要的是让中国加入到一个新的、有效的领导性框架中，以发挥其在国际经济中的关键角色并且参与到体系调整的各个发展阶段，包括体系的创建。

　　美中之间的双边问题会持续存在，这是必然的，任何一对贸易和投资具有较强联系的国家之间都会如此。但是这些问题在全球共同领导责任的伙伴关系中会更易于处理，通过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背景和更广泛的信任、合作基础，使这些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发展设想中的中美“G2”合作，同时通过这种模式可以启动类似于关于全球变暖等的基础性合作。下届美国政府应该致力于将这一合作前景作为其全部外交政策的中心，至少要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摘自美国《外交》杂志7/8月号，标题为编者所加，正文有删改，如需译文全文请联系cbn_wer@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