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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双方“让步”各自衡量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领域的战略性对话;这是中美现有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也是历史上规格最高的中美经济主管官员的交流活动;这次对话既是中方主将更替后的第一次,也是美国大选前的最后一次??刚刚结束的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引起全球的广泛关注。


  中美两国谁也离不开谁

  美国将在11月举行总统大选,政府更迭是否会延续这个对话机制造成了一个悬念,这给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前景和走向带来了想象的空间。

  “对话机制是否能够持续,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张岸元博士在接受《?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说,客观上讲,鉴于中美经济关系的复杂性,WTO、APEC、G8等多边场合都未必是解决双边问题的恰当平台,双边定期交流渠道具有保留价值。主观上讲,四轮对话美方的收获,使得新政府不会轻易放弃这一机制;形势的变化、自信心的不断提升,也使得中方可以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对话。因此,该机制续存的可能性较大。当然,对话的成本很高,双方几十个部门坐在一起就一系列复杂问题谋求达成共识,是很大的挑战。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双边经济对话协调机制。中美两国对全球经济稳定增长负有特殊重要的责任。全球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所有长短期问题??从可持续发展、全球失衡、国际货币体系矛盾,到能源矿产农产品价格暴涨、全球通胀压力、金融市场震荡,都与中美两国息息相关。双边对话未必能解决所有矛盾,但没有双边对话,问题解决的进程必然大大迟滞。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认为,这种对话的模式还会存在下去,也许会提升一下层级,或改变一下队伍结构,但最好的结果是继续延续下去。他认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从宏观角度来说,除了解决经贸问题之外,更有利于两国总体关系的稳定。中美关系比较特殊,意识形态不一样,社会制度不一样,又都是大国,双方越来越向着超越双边关系的全球性关系发展,这样就需要各种类型的对话机制去共同支撑。战略对话解决重大战略和安全问题,防务磋商对话解决双边军事领域的问题,人权对话解决人权领域的问题,经贸联委会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而战略经济对话的任务,主要是解决战略层面的经济问题,一是从战略层面规范和管理两国经贸关系,促进两国经贸关系稳定;二是与其他的对话机制协调和配合,共同支撑中美总体关系的稳定;三是超越双边关系本身,与八国集团等全球其他组织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对全球经济起到积极作用。

  率中方代表团参与此次对话的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指出,中美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加强双方经贸合作基础牢固、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中美经贸合作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中美两国谁也离不开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将为中美经贸合作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

  就在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开幕的前一天,中美两国的企业界代表签署了71项合同或协议,总金额约136亿美元。显然,这份大单正是“中美两国谁也离不开谁”的佐证。

  四次对话的积极意义

  张岸元评价说,此次对话达成了两个具体成果,一是签署《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中美两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量巨大,潜在能源自给能力较强。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两个国家,中美与能源生产及消费相关的污染物排放量巨大。如果两国有效合作,有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全球能源生产和消费格局,降低全球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总规模,加快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二是启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1980年,双方曾经签署过投资保险协定。1989年,作为对华制裁的一部分,美方单方面取消了该协定。目前,中国已经和85个国家签署了相关协议,但与美国这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却没有相关协定。在中国对外投资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双方启动谈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回顾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过程,张岸元认为,2006年底第一次对话确定了这种沟通方式的基本框架,双方就全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的宏观经济问题进行了探讨。在证券、金融、能源、航空等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实质性协定,如同意在中国设立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代表处,支持中国加入泛美开发银行,缔结了促进美国对华出口的融资便利协定等。

  2007年5月第二次对话在平衡增长、创新、能源、透明度等方面达成新的原则共识,并达成具体协议。包括金融领域,扩大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提高QFII及QDII额度、允许部分外资银行从事银行卡业务、加快审批中资银行在美设立分行等;非金融服务业和贸易领域,扩大双边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范围,增加航班班次,启动中国旅游团队赴美旅游等;能源和环境领域,推进清洁煤技术,争取在中国合作开发15个大型煤层气等;经济平衡增长领域,采取措施降低中国储蓄率、提高美国储蓄率等。

  2007年12月第三次对话,双方签署了八个领域的出口安全备忘录。金融领域,中方允许一些外商公司发行人民币股票及债券,美方承诺对在美中资银行实施国民待遇。能源和环保领域,双方签署了相关备忘录,美方承诺对中方提高相关技术支持。在透明度、平衡增长、创新等方面,双方也达成了多项共识。

  袁鹏指出,如何看待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总体成效?一是在中美经贸争端如此激烈的前提下,终于没有让经贸问题政治化,使之处于可控的状态,一些对中国制裁的法案由于对话的存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使双方经贸关系总体处在一个正常的、非政治化的,或政治化程度较低的状态下稳步地向前推进。二是中美总体关系保持稳定,对话和其他机制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增加了相互信任。三是在具体领域有所收获,开放旅游、能源合作、加速金融开放、投资保护等。四是向全世界展示了一种新型的对话模式。

  “高层对话,双方内阁全体成员参加,在全球树立了一种双边关系的楷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同时,一些误解也得到了澄清。对话总比对抗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肖炼在接受《?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如是说。

  双方“让步”各自衡量

  “让步双方都有。谈判总是有争有让,全让的话不就成卖国条约了?”肖炼直言不讳地说,一般看来这是一个平等的对话,但实际上起点并不平衡,中美两国经济地位差异很大。中国在一些枝节、战术环节上作一些让步,是为了获得战略上的利益。美国也作出了一些让步,放松了一些军事方面高技术对中国的出口,态度也趋于缓和。而美国如今是国际金融最大的“麻烦制造者”,次贷给全球带来那么大危害;美国也是国际上最大的赖账者,由于自己贸易逆差大,所以美元不断贬值,转嫁危机,造成全球面临严重通货膨胀压力。正因为如此,此次对话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中国相对主动,声音也比以前强大了。

  张岸元指出,确实有很多人将人民币升值、金融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等,理解为中方的被动让步。美国国内大概也有这样的说法:人民币爬行升值速度不够快、金融开放步伐过于蹒跚、知识产权保护仍然不力??保尔森总是向中国人让步。

  既然是对话,让步妥协是必须的。很多时候是双方的实力、意志和技巧决定最终谈判结果。彼此的某些让步只有象征意义,如纳斯达克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招商银行在美国设立分行等。有些是姿态,如第二次对话提出“双方同意采取重大措施降低中国国民储蓄率,提高美国国民储蓄率”等,人们并未看到双方对此有何具体政策。

  “如果只是中国单方面让步的话,美国国内就不会有反对的声音了。四轮下来,双方各有所获,只是双方追求的点不同而已”,袁鹏认为,既然是对话,就有相互妥协。让步大小只能以各自的国家利益去衡量,而不能从具体的某一个协议去衡量。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追求的是两国总体战略关系的稳定,不让经贸问题政治化,平稳推进两国关系的发展,与此同时,尽量争取自己的利益,通过对话逐渐寻求与美国政治战略经济平等的地位。
(责任编辑:黄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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