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

　　黄璜回忆安徽无为县农村改革：

　　从“借地度荒”到包产到户

　　田毅

　　深刻理解一项大的变革，是要有个认识过程，这个过程的长短因人而异，但都不可逾越。安徽的农村改革已过去了30年，各方面的变化极为巨大，不可同日而语，那难有作为的无为已连续八年进入全省十强县行列，区域经济综合实力也连续两年进入中部地区的百强县之列。

在30年后的今天，应该是我们共同而又深刻地理解这场改革全部意义的时候了

　　1978年开创了中国又一个新纪元，这个新纪元的起点是广大农村，是亿万农民。而安徽无疑是农村改革的急先锋。

　　在安徽，农民推动改革的同时，“省委六条”与“借地度荒”等措施直接提出或鼓励了一系列超前做法。

　　黄璜同志曾于1983年至1987年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之前在基层工作多年，并于1978年至1979年任无为县委第一副书记，参与领导了该县农村改革。他和领导及同事在“无为”共求“有为”，努力破解“无为”二字。

　　时隔30年后，2008年1月、6月，现年75岁的黄璜同志在北京家中数次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回忆了无为县往事。

　　“省委六条”

　　《第一财经日报》：据您的观察和体会，上世纪70年代初期和中期，安徽农村的整体状况如何呢？

　　黄璜：那时正处于灾难深重的“十年动乱”之中，饱受人祸之苦。虽“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声震天动地，但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难民比比皆是，就是地处江淮丘陵的合肥周围，来自凤阳、定远等地的逃荒要饭人群也是络绎不绝，惨不忍睹。那时我正下放在临近合肥的肥西，充当“五七战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农民和灾民常有接触，对他们的处境感受至深。

　　安徽这种状况的产生，不是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不是干部不干事，也不能说老天存心不帮安徽人民的忙。实质就在于极“左”路线的翻版??“两个凡是”的影响，那才是种种苦难的根源。

　　我是1953年从上海调进安徽的，曾在省、地机关和县、区、社的多个岗位上轮转过，和基层干部、群众有广泛的联系，比较了解他们，他们多是敢为天下先、能干大事的人。

　　《第一财经日报》：百姓后来都说“要吃米，找万里”。万里同志到安徽后，他和战友们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推行农村改革吧？

　　黄璜：对。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6月，东山再起的铁道部原部长万里同志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由他组建了新的省委，除调进了顾卓新、赵守一等担任省委领导外，长期在安徽担任省委领导工作的李世农、张恺帆和王光宇等同志也“官复原职”，他们都是安徽农村改革的发起人，也像万里同志那样，在人民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形象。

　　在万里同志采取的多项决策中，最为突出的是推行农村改革。

　　改革的初始阶段是以省委在1977年11月7日下发的《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文件为依据的。简称为“省委六条”，其一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其二是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其三是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其四是允许和鼓励社员保有自留地和开展正当的家庭副业；其五是搞好经营管理，生产队可以根据不同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只要个人可以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其六是队干部带头参加劳动。文件总的精神既符合党中央1977年49号文件规定，又在许多方面有新的突破，更为接近安徽农村的实际，是一份为农村松绑、推动农村改革的重要文件。下发之后，干群争相传颂，赞不绝口。

　　见万里

　　《第一财经日报》：“省委六条”出台后的第五个月，省委派您到无为县，担任县委第一副书记。走之前万里同志向您嘱咐了些什么呢？

　　黄璜：1978年4月的一天，已恢复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职务的赵达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去他办公室，有话跟我讲。他是我崇敬的老领导，又是“文革”期间的难友，找我这个已离开省委组织部多年、现任省上山下乡办公室处长谈话，一定有急事相托，我如约而至，受到他热情地接待。他告诉我，省委很重视无为县，已为该县选任了一位县委书记，是从大队上来的，工作表现不错，但未在县里工作过，要他主持一个县的工作还有待学习和提高，需从省直派一个曾在县里担任过领导工作的同志去协助他开展工作，我们商量了，认为派你去比较合适，已报省委研究同意，走前，万里同志还要和你谈一谈。

　　赵副部长陪我去见了万里同志。他刚开完会，还未离开会场。我们进去后，他先问赵，你都说了嘛？赵回答后，万里同志再没有询问什么情况，也未提及“省委六条”，而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着重讲了无为是革命老区，是在全省有影响的人口超百万的大县，历届省地委领导都很重视这个县，最近，省委已任命付昌堂同志为县委书记，他是从大队书记上来的，人不错，年轻能干事，你去协助他，共同扭转无为的局面，将无为搞上去。现在，正是春耕生产季节，要抓紧去，先去抓生产救灾，千万不要饿死人，必需的粮款，由省里拨给。领导的心情和季节的紧迫，确实是不能再拖延了，也不便再讲什么了，我只得匆忙赴任。

　　从“借地度荒”到“就汤下面”

　　《第一财经日报》：您之前对无为县是什么印象呢？

　　黄璜：无为地处长江中游的北岸，与芜湖近在咫尺，离合肥也不远。我过去去得少，算不上熟悉，但我对它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起因就在强加于前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身上的所谓“大闹无为”事件。

　　1959年，在“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盛行的安徽，“饿、病、逃、荒、死”十分严重，仅死去的人就以数百万计。无为既是个重灾区，又是张恺老的故乡，他亲到无为检查工作，目睹父老乡亲含泪陈情，当即采取了种种救济措施，但此举却被科以“大闹无为”的罪名，受到极不公正的处理。每当人们忆起张恺帆，我就联想到无为，总是对张恺老和无为有一股亲近感。

　　接我去无为赴任的是无为籍老司机朱立鹏同志，他欢迎我，还主动给我介绍了无为的一些情况和他的一些看法。在他看来，无为是比较复杂的，但也不是难有作为的地方，他殷切地希望我去破解“无为”二字，多做有为之事，我何尝又不是这样一种心态呢？

　　《第一财经日报》：当时有个很重要的决定是“借地度荒”，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呢？之后农民“还地”了吗？

　　黄璜：那时的无为县，在传达贯彻“省委六条”后，各方面都有了起色，继续争取有所作为是可能的，而持续的干旱，从冬春直至初秋，是无为190多年来所少见，大部分农作物错过了最佳播种季节，已种的也是严重歉收，甚至绝产。面对又一个大灾年，干群忧心忡忡。

　　正在此紧急关头，万里同志亲到无为，一是筹划引江济巢抗大旱工程，要在无为的凤凰颈安装400台大型灌溉机械，抽长江水入巢，抬高巢湖水位，为江淮丘陵提供抗旱水源。这是史无前例的大动作，绵延数公里的场面十分壮观。

　　二是宣布省委的“借地度荒”决定。这是省委紧接“省委六条”后又一次采取的具有对农村问题破题意义的特殊政策，主要是借出一部分集体耕种的土地让社员自由种植；鼓励社员在开荒地和“四旁”空闲地种粮种菜，收益一律归已并不计征购。

　　对“借地度荒”，在一部分县区干部的心目中，只是危难之时的权宜之计，始终没有太大的反响，而在农民群众的心中，则是另一种感情和带有变革性的期盼。对群众的愿望，县委一班人心知肚明，都主张放宽些，多借点。当时也确实是多借了点，一些人多地少的生产队，由集体耕种的土地已所剩无几。

　　1979年初春，在“借地度荒”中受益的农民，不仅不准备退还耕地，还纷纷要求“就汤下面”，以户承包，并保证完成各项上交任务。

　　实践中的醒悟

　　《第一财经日报》：这些政策和情况在当时都是比较超前的，您不担心被批判吗？

　　黄璜：以户承包，责任到户，我1961年在望江县委工作时就亲身经历过，确能增产，深受群众的欢迎，但好景不长，数月后就被上级领导完全否定，有的同志还因此而受到批判和处理。从那以后，许多同志的“恐资症”更为严重，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我真正有所醒悟是1978年初夏在去黄姑公社作农村调查之后。当时，正在稻场上忙碌的社员见到我，都异口同声地要求土地承包到户，我随即反问他们：“你们就不怕资本主义吗？”一位中年社员随即放出一句话：“我们社员只知道搞饱肚子。”话虽不多，却极为真诚，对我触动很大，我紧密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是越想越觉得有道理，颇有豁然开朗之感。

　　我早年在上海工作时，曾到过著名的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参观过荣毅仁家族的纺织厂，不要说让农民去弄懂这些企业运作，就是叫我去，也是很吃力的。农民想干的事干部不支持，这是个什么问题？原来是我们患上了“恐资症”，是我们这些人怕犯错误，因此而放不开手脚，不能和农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想多了，也想得更深了，终于醒悟了。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和当时您协助工作的无为县领导付昌堂同志聊过，他对1979年的试点记忆犹新。您能谈谈具体情况吗？

　　黄璜：1979年初，县委一班人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决定在红庙公社凉亭大队由付昌堂同志亲自搞试点，我和县委部分同志都参加了。昌堂同志的群众基础好，很多群众在关注他，他的这一举动传播得既快又广，还未等试点出经验就传遍了全县，部分社队也已动了起来。

　　有贯彻“省委六条”的工作基础，又有“借地度荒”的实践，加上1961年“包产到户”的轻车熟路，各区社的行动都很快，仅两个多月的功夫就大头落地。动得快，以不误农时，这是当时农村工作的大局，也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但也出了不少问题，有累死耕牛的，有为抢水而斗殴以致损毁水利设施的，还有伤及土改运动成果的，多属有待完善的性质，总体上还是健康的。

　　《第一财经日报》：面对这些问题，当时肯定有不少同志对改革提出反对意见，您和同事们具体怎么对待这些意见的呢？

　　黄璜：广大农村在热火朝天，热闹非凡，而在县直机关则是议论纷纷，众说不一，有赞扬默认的，也有批评和强烈反对的。县委研究，有必要加强县直机关的工作，不能让“后院起火”，委托我来操办这件事。

　　在当时，操办这样一件事是有一定难度的，最大的难度来自个别部门的领导和个别新闻单位以及部分省直机关的负责同志，他们的舆论观点已严重脱离农村实际，但有一定的杀伤力，又不得不认真对待。为此，我曾去肥西县考察，他们是先行者，想吸取他们的一些经验和做法。那时的肥西是全省争论最激烈的县，也是越争越坚强的县，据时任肥西县委书记的常振英同志讲，他准备以政府布告的形式支持农村改革，这对我又是一次大的触动，思想也更为坚定。

　　在此以后，我几乎是每周召开一次科局长会议，反复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号召依据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去看待事物和形势，紧跟时代的步伐。与此同时，根据万里同志的指导思想，针对“恐资症”，我谈自己的理论思考和思想转变过程；针对联产承包，我强调分清是非界限，不要将经营管理方式的变化上纲上线为分田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针对已发生的问题，我突出做好完善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县直机关的干部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不仅与人民群众有联系，还比较了解群众，人民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始终是他们判断事物的重要依据。在群众的感召下，特别是在吃到亲属送来的当时还很紧缺的粮食和食油后，奇谈怪论也就大大减少了。

　　效果与经验

　　《第一财经日报》：当年改革的效果究竟如何呢？

　　黄璜：说一千道一万，都必须落到实处，尤其是要让农民能增产增收。这一年，全县各个方面都有所恢复和发展，在粮食生产方面，首次突破十亿斤大关，比上一年增长12%，油料增产45.1%，国家收购的粮食3亿多斤，破历史最高纪录；在房屋的升级换代方面也是空前的，其中砖瓦房由原来的不足20%提升到40%以上；外流劳力纷纷返回农村，这在当时也是可喜的现象；乡镇企业和多种经营更似雨后春笋。城乡生气勃勃，处处是充满希望的景象。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回忆30年前的往事，您认为最值得总结的经验是什么呢？

　　黄璜：深刻理解一项大的变革，是要有个认识过程，这个过程的长短因人而异，但都不可逾越。安徽的农村改革已过去了30年，各方面的变化极为巨大，不可同日而语，那难有作为的无为已连续八年进入全省十强县行列，区域经济综合实力也连续两年进入中部地区的百强县之列。在30年后的今天，应该是我们共同而又深刻地理解这场改革全部意义的时候了。

　　它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开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致富了农民和农村，进而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全国各条战线的改革开放，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不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其他方面的改革，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依据科学发展观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原则，坚持开放思想，发扬探索精神。在这两个方面，要下真功夫，不能以口号代替行动。

　　在安徽，无为的农村改革不是最早，但也不是坐的“末班车”，它与肥西、来安、凤阳等县都同在一条起跑线上，也都名列前茅。在那个极“左”思潮尚未败退的年代，他们能共同走在全省70多个县的前列确实不容易，能有如此深远的影响也超出人们的所料，人们至今还深情地追忆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更在情理之中。

　　深情的回忆，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依据科学发展观去展望未来，继续向前看、向前走，也是我们的一种情感和努力追求的目标。作为农业大国，就应该把一切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民、农业和农村，按城乡一体化发展思路去推进改革、扩大开放。

　　黄璜

　　●1933年出生，江苏涟水人

　　●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建国前在华中和山东战场从事战地救护、文艺和机要工作。建国后由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调至安徽，曾任中共安庆地（市）委统战部干部科副科长、望江县委书记处书记、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一级巡视员等职

　　●1969年，被下放安徽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72年，回省分配工作，任省革委会知青办党组成员、宣传处处长

　　●1978年后，历任无为县委第一副书记、六安地委常委、霍邱县委第一书记等职

　　●1983年3月，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委

　　●1987年6月，调任江西省副省长

　　●1989年12至1997年8月，调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委书记兼宁夏军区第一书记

　　●1998年3月后，任全国政协第九届、十届常务委员

　　●为中共第十二届、十四届中央委员，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历史细节中的真实逻辑

　　田毅

　　三十年，从头越。这个初始当然是农村改革。但当《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今年初开始寻找这方面的脉络时，却时常陷入大量资料中无法自拔，我们不断问自己，丰富的资料究竟体现着什么样的历史逻辑？

　　有一天，偶然找到中共安徽省无为县委原常委朱先央同志，他告诉我们，从1978年9月到1979年12月，在无为实行大包干的起步和发展的关键阶段，万里同志先后三次到无为县视察，并说：“我要把无为作为推行大包干的联系点。”

　　朱先央同时谈起农村改革之初任无为县第一副书记，后来任安徽省委书记的黄璜同志，说黄书记屡次督促自己写写上世纪70年代末无为县开始实行农村改革的情况。

　　于是，我们找到了黄璜老书记，黄老细致耐心而深情地讲述，仿佛给我们开启了一扇往昔的大门，其中，关于1978至1979年他经历过的无为农村改革过程尤为引人入胜，30年前历史之音清晰可闻。

　　如果说当年大旱是外部大灾，那么，农民兄弟和领导干部不但没有盲目应对，而且还针对旧有困境，开创出一条现实而意义深远的道路。安徽省委的六条措施奠定了这个基础，有记载说当时一些农村向农民传达六条政策时，会场上鸦雀无声，念了一遍，农民还要求再念一遍。而“借地度荒”则在现实中打开了关键的通道，在增产增信心的时候，农民都不愿归还土地，而是“就汤下面”??包产到户了。

　　据《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1979年6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邓小平同志与万里谈话，就他汇报安徽农村一些地方已经搞起包产到户但有人反对一事，发表意见：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

　　在一次次采访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感受到，理论的逻辑在常青而丰富的现实和历史中有时稍显逊色，让人能持久感受到的永远是那股时代大潮浩浩荡荡的力量和其中真实的内容。

　　昨天中午时分，记者拿着一本记录近20年经济史方面的著作向黄老求教。指着其中写到的1983年10月一次中央经济座谈会的内容，黄老动情地说：“我参加了这个会议”。对于记者，那遥远历史散发着的潮湿而温暖的气息一下子扑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