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要加强供需两头管理

　　伴随国内成品油价格和电力价格的上调，以及农产品供给增加导致的价格回落，由食品类商品主导的第一轮通货膨胀洪峰已经过去，以能源类商品为主推动力的第二轮通货膨胀预期已经形成，鉴于通胀压力有增大趋势，央行最近表示要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措施加大反通胀力度。

　　货币政策目前不存在“超调”风险

　　近期关于货币政策是否还有操作空间的讨论日益增多，部分学者认为加强货币政策的紧缩力度会导致“超调”风险，对经济会造成不必要的损伤，甚至产生了对货币政策反通胀有效性的怀疑。笔者认为，素有“洪水猛兽”之称的货币政策在反通胀方面的作用不容置疑，侧重于总量调控的货币政策能够在需求源头上堵住通胀的流动性来源。而且，市场普遍具有反政策的能力，在同政府的政策博弈中，会千方百计削弱政策对自身的影响，从而使得货币政策的效力受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货币政策的“超调”风险。

　　市场博弈、“单兵冒进”使货币政策出现效力漏损。本次紧缩性宏观调控的主力为货币政策，央行主要通过控制信贷总量、回收过剩流动性、严控商业性房地产贷款等手段来紧缩基础货币发行，加强对通货膨胀的需求管理。但是处在从紧货币政策传导链条上的微观经济主体，譬如部分商业银行和企业会采取各种“绕道”的方法逃避货币政策对自己的紧缩效应。借助资产证券化，商业银行可摆脱信贷总量规模的控制；企业搭载金融“脱媒”化潮流，通过资本市场等途径直接融资，可以降低信贷总量缩减的不利效应；依靠信托贷款和信托理财(相关:证券 财经)，企业和商业银行均可以巧妙地绕过信贷控制；房地产企业的各种变相融资行为，更是大大减弱了信贷结构调整的力度。此外，在缺少其他经济政策的有效配合下，货币政策“单兵冒进”，使得本轮宏观调控的紧缩力度总是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同时，由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微观经济基础还不完善，政策工具的执行力度也受到了削弱。

　　地方政府的干预行为增加了货币政策的执行难度。以GDP等数量指标为导向的政绩考核制度，使得地方政府往往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惜以身试法对抗中央的宏观调控，全然不顾大局利益。在紧缩的货币政策背景下，地方政府为了保证当地经济发展有充足资金支持，往往过分干预商业银行业务，威逼利诱商业银行信贷扩张，本来“逆风向而动”的货币政策到了地方就有可能变成“顺风向而动”，这既加大了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也使得中央的宏观调控趋向失灵，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水池”被四处放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治理难度增大。

　　财政货币政策应加强相互配合

　　当前的通货膨胀具有混合型特征，既有需求拉动因素，又有成本推动因素，也有外部输入因素，因此，治理通货膨胀不光是央行货币政策的“独角戏”，财政政策也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与货币政策“堵疏结合”共抗通胀，紧缩性宏观调控也要从需求单头管理转向供需两头管理。

　　货币政策在总量上控制流动性的同时，财政政策要从结构上引导流动性合理分布。在宏观调控中，货币政策的主要作用是保持货币金融环境的相对稳定，借以稳定全社会的预期，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其他宏观调控手段的实施赢得时间并创造适当的条件。前一阶段的货币政策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CPI出现了下降，财政政策应该适时出击配合下一步的货币政策，巩固已取得的调控成果，积极引导资金向社会商品供给面的短板流动，重点解决结构性通货膨胀问题，从供给上缓解物价上涨的压力。

　　财政政策还要尽量减轻货币政策总量调控带来的不良损害，降低治理通货膨胀付出的成本。信贷紧缩、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利息上调以及人民币的大幅升值，难免会对企业、居民造成一定的损害，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提高补贴、减免税费、扩大公共产品投入等措施加强对经济领域薄弱环节的支持；加大对社会低收入群体的保障力度，降低物价上涨对其基本生活的影响；通过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扩大增值税转型试点等方式，化解企业成本上升的压力，保证它们能够维持合理的利润空间；通过削减相关商品的进口关税，减少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提高国内短缺商品的出口关税或减免其出口退税来减少出口，以保障国内供应。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