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写作进行时

　　一切尚在萌芽中，让程东升感到道路宽阔。“中国距离真正的商业社会还有漫长的道路。未来，我们也可以输出如丰田模式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到了成熟的商业社会。而财经图书写作，与社会变革、企业发展密不可分。”

　　8年前程东升踏入财经作家圈时，还感觉周围是一片荒芜。

8年后的2008年，6月23日，他在MSN答问中告诉《第一财经日报》：目前的财经图书市场，“可谓一派繁荣。与前几年的萧条、起步阶段不可同日而语。”

　　从一本《华为真相》到如今《任正非管理日志》、《华为经营管理智慧》等五六部作品，程东升自己也感受到在财经写作方面的逐渐成熟。他说，如今与人合作写作财经图书，“更多是一种带新人、经验传输的过程。”

　　预感到财经图书逐渐升温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大背景下，不少出版人、新闻从业者、企业家等纷纷感到，财经阅读的时代正在逐渐到来。两个月前，在杭州西湖畔举行的一个公司史创作高级研修班上，资深财经作者、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出版人吴晓波告诉来者：“中国财经图书本土的市场一定会崛起。”

　　台下是一群朝气的年轻人，和朝阳般的财经写作一样，有着朝气、好奇、无畏的脸庞。而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在财经媒体、企业中，可以预料到，一群财经作者正和中国经济共同成长。没有确切的数字，没有代际的划分，但从书店里不断涌出的财经图书，尤其是企业史作品来看，山雨正欲来。

　　从记者到财经作家

　　程东升“踹”入财经记者圈子，就是被华为所吸引。事实上，他一开始就想写本书。“低调，特别低调，加上各种传闻，如军事化管理，高工资等”，华为的“神秘”一下子吸引了他。从不接受外界采访的创始人任正非、极少披露的公司信息，程东升每次去深圳都试图联络采访，但数次无功而返。

　　他后来的奇招是找离职的员工。从他们入手，程东升了解到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然后再循序渐进，真正深入华为的内部。从1999年到如今，8年有余，程东升说仅算副总裁以上，他就认识10多个，超过10%，“我们现在都是很好的朋友”。过程是很琐碎的，“无非是找到一个人，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熟悉到熟悉，从熟悉到成为朋友”。

　　而更多人，是从记者行业顺理成章地走上撰写财经图书的道路。吴晓波早年是新华社商业记者，后来《大败局》、《非常营销》等作品走俏市场，再后来创办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商业写作、商业出版反而成其主业。如今不少人步其后尘。

　　“书是一种观察方式，记者要求无限客观，所以写书会比较过瘾。”虞立琪告诉记者。她是财经作家中的后来者，预计今年7月，专著《李宁：冠军的心》将正式出版。

　　“记者是个自由职业，加上采访的便利，对写书很有帮助。”程东升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认为目前独立写作尚难在国内流行，这种情况下，“记者是写此类图书比较好的人选之一”。

　　起初是好奇，但当你认识一个公司10%的高层的时候，公司的魅力就变成了另外一种。它不再神秘。吸引程东升的，是公司的管理、企业文化、价值观。“说实在，华为并没有特别惊天动地的事情。倒是一些日常小事感染了我。”程东升讲了一个故事：在初期，任正非管理非常细，而且一定要检查结果。有次，他发现一张桌子面上有个钉子突出了，时常挂人的衣服，就嘱咐人员修理，如果第2次他发现钉子还那样，肯定会拿该人是问。“作为领导者，任正非与普通员工同甘共苦。有次大家加班，晚上吃夜宵，有个老人带着几个人推餐车来给大家分食物，后来才知道他就是任正非；还有一次，大家开会，在会议开始前，有个老人在非常认真地整理桌椅，大家都以为这是个勤杂工，等到了给大家讲话的时候，才知道他就是任正非。”而这些故事，程东升全部是通过和华为员工的私下接触了解的。

　　面对一个更加系统、更加不可确定的对象

　　“邮件已发。”博客上留下的四个字，是虞立琪交稿那天所有的复杂心情。她累得不行，也很高兴，突然就想紧紧地拥抱自己的编辑。“我和编辑是在交稿的那一刻，才成为更好的朋友的。想拥抱的是她，一起战斗的朋友。”

　　就像沙堆之于大楼，在记者与财经作者的身份转换时，他们需要构架一个更宏大的结构。写作了《希望永行》、《阿里巴巴：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等书的郑作时，写作的风格有点任意东西，可多数人会发觉，数十万字的书稿，需要与报章文章不同的写作方式。初转型的那段时间，虞立琪就很难调整自己的写作状态，“因为记者的稿子都短，最多三四天，写完就可以玩了。而写书时，还没写完就不愿意离开电脑，结果搞得自己唯一的娱乐??电影都没看。”她的MSN，有段时间换成了这样的签名：“钉在电脑前，钉在电脑前，钉在电脑前”，她回忆说，写这句话的时候正“写得干巴得咬牙切齿的”。她甚至还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打开文档就是穿上了红舞鞋，必须跳、一直跳，根本不能停。不吃 沙哑着嗓子 喝红牛 一天、两天 钉成雕塑”。

　　所幸这个过程不太长，她很快就找到了工作节奏。从记者转向图书作者，虞立琪感觉要做的工作很多，“根据要描写的企业行为，去作研究，比如写到营销，就需要做企业营销的研究，包括行业内公司、不同行业公司的营销。这些研究，是为了把企业行为放置在行业、市场和经济坐标中，更好地界定和评估它行为的意义和效果。”为了这，她在图书馆前后呆了半年时间，写到物流时查阅物流相关的书籍，写到营销时查阅营销相关的书籍。

　　程东升写作起步较早，他当年最困惑的是“究竟该用什么样的文本、以什么样的视角写作，如何评价企业、以什么样的标准衡量这个公司的价值”。写作过程中，困惑一直存在，“应该说，一直到书稿完成才基本清晰。”

　　“财经是对传记、历史类图书的综合，除了写作后两者必备的素养外，还需要对企业经营管理的独特理解。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是真实、客观，不同点是你面对的是一个更加系统、更加具有不可确定性的对象。”程东升很认真地告诉记者。

　　财经类图书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

　　“应该说，当时国内本土企业的财经图书几乎是空白，之前只有迟宇宙写过 《海信史》，之后就几乎没有新的财经图书出现。”程东升写作的《华为真相》，竟然无意中成了较早的本土财经图书。

　　而最近几年，如同郑作时感觉的，“财经作家或者是公司传记作家是一个正在热起来的行业。”今年4月，国内财经图书出版大户中信出版社的社长王斌总结2007年商业出版情况，他认为去年一年，“财经类图书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财经图书已经占到中国图书市场的25%～26%，市场上已经有7万多种财经图书在出售。这是一个庞大的数据。”

　　在程东升看来，财经图书热的背后，是财经写作大环境的巨大改善。“首先，企业更认同；财经图书的整体出版数量、质量、品种大大提升；写作者更加多样、更多成熟作者出现，出现了规模化操作趋势，可谓一派繁荣。”回想起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抒情、言情盛行，三毛、舒婷作品广受欢迎的时代，社会风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2000年以来，商业氛围逐步浓厚，财经阅读逐渐兴盛，这是中国进入商业社会的标志之一。企业正成为社会的主角。”

　　在王斌看来，未来中国商业图书的创作，处在一个捅破窗户纸的阶段。他预计，2007年开始的三年，“中国会形成商业类图书的高峰，这个高峰基于中国本土的作品。本土作品市场的形成，要依靠一个专业的创作队伍或者是专家群体。”

　　一切尚在萌芽中，让程东升感到道路宽阔。“中国距离真正的商业社会还有漫长的道路。未来，我们也可以输出如丰田模式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到了成熟的商业社会。而财经图书写作，与社会变革、企业发展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