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红利终结 新重商主义复归

　　近日，WTO召集了一次罕见的高级别贸易官员会议，商谈重启停滞不前的多哈回合谈判，总干事拉米希望各国贸易部长在7月21日的“日内瓦会谈”上能够有所突破，这也许是多哈谈判最后的机会了。严峻的是，全世界似乎正在向大幅度提高“贸易壁垒”的方向运行，新重商主义加速抬头。

　　重商主义最远可追溯到15世纪的欧洲，赚取黄金白银是其核心思想，表现为鼓励出口和严禁进口。虽然其思想饱受批评和讽刺，但从逻辑上重商主义是能“自圆其说”的。金本位时代金银的积累代表着财富，本国所得就是别国所失，国家强盛与否就是金银的多少。它的崩溃并非由于重商主义者的推理失策，而在于外设条件的变化，殖民地金银的大规模开采最终摧毁了重商主义的壁垒。

　　全球化的过程是伴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而一步步深化的，各国推动全球化的动力来自于全球化过程所能产生的红利。红利就是经济学中常说的比较优势，同样的商品在一国生产成本低于其他国家，则该国拥有了生产该商品的绝对优势。而即使一国没有任何商品生产的绝对优势，也可以在一个利润较低的行业集中生产形成比较优势，这就是国际贸易的原动力。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之下，所有国家都应该在其比较优势行业生产，现实中交易费用不仅存在而且并不小，所以各国均保持了大量未在比较优势行业中的生产。这并不代表存在进一步全球化的可能，因为规模经济、区域协调生产以及政治压力等等因素，会让全球化的路径脱离比较优势的轨迹。

　　国际贸易自由化从来都不是一个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东西，游行示威是每次WTO谈判场外必备的程序，有坊间传言称有关方面将WTO谈判地点都选择在物价水平较高的地方就是为了减少世界各地前来示威的人数。

　　因全球化而失去习惯的工作是人们反对的最主要理由，但国家层面因为全球化红利的存在并未因此而放弃全球化的推动。经过多年的努力，国际关税水平大幅降低，仅在非洲等最不发达国家中仍然保留着高比例关税。但可以看到，国家和资本层面的红利渐渐消失之后，本国劳动力和就业的矛盾就凸显出来。一次次的国家贸易谈判的成果越来越流于形式，实质性的突破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非关税壁垒和关税升级现象越来越突出，关税的离散程度大大增强，针对个别产业的贸易壁垒不仅没有减弱而且有加强的趋势。例如，世界很多国家对中国的化肥出口实施了严厉的关税控制；欧盟对中国的钢铁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等等。

　　国际化红利消失之后，两国间的贸易已经不能给两国带来收益，有的只能是出口国的财富增加和进口国的财富流出。保护主义不再集中于商业利益的争夺而进入了生产领域，对于本国的优势产业的保护才是新重商主义主要表现。只有保持在国与国竞争中的绝对优势地位，顺差才会滚滚而来，反之则是本币贬值和国际地位的边缘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产业竞争将在成本和技术两个方面激烈斗争，向利润更丰厚领域进发的道路将更为艰险。

　　种种迹象表明，国际化的更进一步深化已经成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发达国家将运用技术和环境壁垒“合理的”拒绝不合意的商品入境，而发展中国家则容易被民族主义裹挟而盲目地排外。零和博弈的结果只能是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的复归，这种复归并不是简单意义的国与国剑拔弩张的重复，而是在新的形势下的隐蔽的实质性重来，更多的环境壁垒、技术壁垒、政治壁垒将扑面而来，对中国的出口企业和出口战略来说，这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