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比尔·盖茨 信任民间慈善

　　比尔·盖茨最近宣布退隐，并捐出580亿美元财产。他将今年慈善活动的第一站定为中国。曾任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的李开复先生这样评价老东家：“我宁愿见到钱财由他来支配，而不是进入税收。”

　　李开复的评论在我国还不能被广为接受，但却是不少美国经济学者的心态。

经济学者的调查显示，在政府开支中，每拨3美元用于补贴弱势群体，实际到达受助人手里的，只有1美元左右。另外那2美元，就消耗在庞大的负责审核、发放的层层官僚机构中了。很多人呼吁政府多征税来帮助弱者，而经济学者则呼吁减税，给民间慈善更大空间。

　　不可否认，人类有部分成员极度自私，但人类普遍的同情心，是更为强大的力量。经济学者关注的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让人们更好地发挥同情心，更高效、更多地帮助弱势群体？

　　官方慈善和民间慈善遵循的是不同的行为模式。只要善款不入私囊，慈善官员就可以四平八稳地呆在位子上。各级慈善部门的目标是本部门占有的资源最大化。纳税人监督庞大的官僚机构，难以着力，低效的部门很难被淘汰。民间慈善则不同。捐赠者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慈善意愿，因而捐赠积极性更大。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关心捐赠的使用质量，都是自发的监督者。民间慈善机构不仅要做到清廉，还要向社会证明本机构的高效。低效的民间慈善组织不会长期得到捐赠，自然就被淘汰了。

　　由于这些区别，人们可以看到盖茨对自己选择的慈善事业极为尽心，却不会看到掌控补贴款的官员像他那样尽心；即使等待1000年，人们也不会看到慈善官员中出现特丽莎修女式的人物，这是机制使然。

　　高效的民间慈善机制表明，市场经济不但为逐利行为提供了良好的机制，也为人们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慈善愿望提供了良好的机制。学者薛涌写了《盖茨帮助我们反省市场经济》，但更值得反思的是，对市场的干预如何阻遏了慈善事业。

　　有人以为，中国的富人似乎对慈善、捐款等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表现。李开复说：“其实世界观和品德问题是不分中西的。”汶川地震中，中国人表现出来的慈善心一样令人感动。历史上也有众多的例子证明这点。据统计，1930年前后，高度市场化的上海，民间慈善团体的财政规模达到了300万元以上，超过了同期政府财政开支的40%！

　　政府占用资源越少，产权保护越严格，民间慈善越能发展。人们赞叹盖茨的义举，最好也别忘推动制度改善，为慈善资源更多地流入高效的民间机构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经济常识邓新华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