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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30年GDP年均增长9.4%是经济史上的奇迹

货币政策:紧货币 稳汇率 调价格 松财政 补穷人

  主持人:刚才您谈到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后主要从事宏观的经济政策金融政策的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您曾经完成“中国90年代中国货币政策”的课题,现在过去了20年了,您感觉这些年来中国的货币政策发生了哪些显著变化?这些变化是什么?

  夏斌:90年代初在研究所的时候,我印象很深是在钱学森的倡议之下,中央国务院成立比较长远的规划研究组,由罗干秘书长管这个事,财政部长都参加。

人民银行是成员副行长当时主管,我是底下具体干事写东西的人,陈年副行长主要负责。那时候的货币政策相对比较简单,为什么简单?简单一句话大家都能理解,那个时候的中国相对不能封闭,所以宏观调控主要还是就国内因素来讨论,放在今天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的铁矿石,我们的钾肥,我们的石油,我们的大豆80%以上有的是60%以上都是靠进口。进出口贸易现在是全球第三,GDP接近第三和德国不相上下,仅次于日本和美国。在这样的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现在考虑中国的金融货币政策已经不能是就中国谈中国了,媒体上有时候的标题“中国的货币政策是由布兰克在左右”,有的人开玩笑,美国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也对中国的中央银行行长所左右,这个环境完全不一样了。这是最大的区别。

  主持人:说到货币政策,您提到今年下半年宏观政策方面几点变化,可以简单地跟大家阐述一下。

  夏斌:现在可能要考虑眼前的政策关键是对全球经济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如果谈物价,谈货币调控,谈投资,就我们国内这些数据来谈谈不清楚,这是我很大的感触。我们看当前的物价不是中国在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在涨,物价上涨两位数字的50多位国家,30多个国家由于物价上涨发生了动乱,我认为是全球化和美元因素共同决定的这轮物价上涨。十几年来的全球化尤其是近五六年七八年发展特别快,便宜的劳动力和资本的结合产生了大量的便宜东西,前几年全世界东西都很便宜,在这个过程当中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在提高自然各种需求也在提高,包括粮食、石油、大宗商品、矿产等等我们不能回避。如果说30亿人口的生活水平在提高,需求在提高,如果货品收购了,国家的需求很旺,但是货币收紧了,提不进去。美国基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矛盾又利用了这样一个30亿人口的中国、印度等等经济高增长,而这些发展快的国家都是想吸取亚洲金融危机教训要积累外汇。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发展快的都是出口为主导的,为了刺激出口为主导,汇率制度程度不同的盯住了美元。这两条因素被美国所利用,美国2000年网络股破灭之后寻找新的经济增长,贸易赤字等等,因此就刺激房地产,把大量的信贷产品扩大信用,意味着亚洲国家的外汇到那边投资,他们把房地产弄起来,消费起来了,财富效应,以次债危机为爆发点画了一个逗号也好,顿号也好,全球经济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总需求远远大于总供给需要进行调整。

  如果从中来看,调整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我老说现在看美联储看法国看英国看日本看欧洲央行,他们在加息问题上都在犹豫,都在考虑自己国内的增长问题国内的利益问题。而中国的物价上涨空间毫不回避说有全球因素,全球物价上涨因素当中也有中国因素。基于这些状况怎么办?要看到调整是一个利益问题,调整需要时间,所以我说如果一下子把物价控制在我们最理想状态为1为0的话,中国受不了,全球也受不了,因为我们这个经济体已经很大。在这个背景之下我提出的口号是,把控制物价作为宏观调控的唯一目标我不承认,我们恰恰宏观调控的目标是要处理好物价和增长的关系,因此应该是在压物价保增长中间取得适度的平衡。如果这个判断正确,那么政策是什么?紧货币、稳汇率、调价格、松财政、补穷人。

  主持人:货币政策包括汇率,还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物价问题涉及到调价格和补穷人。

  夏斌:物价问题要规划,政府应该好好算算,如果把我们的石油、电调到位,世界经济发展增长趋势需求是多少,把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我们大概还会涨多少价,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能够忍受多少,规定几年规划分摊开。与此同时,有些价格要管制,在国家舆论上面要做好,现在主要是怕通货膨胀恶性预期形成,所谓预期就是人们的想法,一定把政府准备怎么规划的几年来分摊,具体调什么,怎么个调法,调的当中弱势群体、下岗的、退休的、大学生等等这些人的生活水平怎么尽可能不下降,财政拿钱补贴,这些东西要告诉老百姓。

  主持人:97年亚洲金融经济危机的时候您在政研室研究比较多,最近发生了越南的高通胀问题,对于中国经济形势的警示是什么?

  夏斌:首先是国内的经济保持稳定增长,这几个宏观要素要把握住。另外,在去年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讨论会上很多人讲了内因外因,外因是外面,内因是国家资本主义,我讲了一个观点,中国应该做好长时期是金融弱国的思维,不要太简单,不要太理论化,也不要按西方共识那样要求开放我们这个要求开放我们那个,心里要非常清楚。我们的实体经济面很强,我们的金融面很多制度还不到位,有的还不敢开,有些金融的开放措施我们可能要慎之又慎,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很强大的金融领域。从越南来说可能在这一点上快了点儿,它是房地产、外资企业都没有限制,其实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外汇储备一万八千亿,形成的过程当中2006年还没认识到,我们不断呼吁,开放的战略不能变,开放的策略要调整,中国不是缺资金,中国是缺管理缺技术,当时对房地产对外资,现在几个部门都拿出规定都进行调整,要说启示的话就是时刻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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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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