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紧货币政策仍需持续 财政政策可做结构性调整

　　本报记者 定军 实习记者 陈茜 刘涌

　　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经济增幅为10.4%,同比回落1.8个百分点。其中二季度经济同比增长10.1%，比上季度回落0.5个百分点，同比回落2.5个百分点。

　　经济增幅出现回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指出“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他在17日的新闻会上指出，当前经济增速回落是在结构调整中的回落。虽然东部地区增速出现了回落，但中西部地区增长在加快。

　　与此同时，尽管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为7.1%,比5月份有所下降，但李晓超认为，未来一段时间价格长期在高位运行，所以“还要继续控制价格的过快上涨，防止通货膨胀”。为此，下一步仍将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进一步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灵活性，努力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对于目前的形势，到底应该如何看待，7月16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佐军、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下半年还面临通胀风险

　　《21世纪》：按照目前的经济数据和经济运行情况，是否可定义为不再过热？

　　李佐军：经济是否过热单凭一两个月无法判断，影响CPI的深层因素的变化不是短期内就可以看出的。

　　目前有两个现实存在的因素，一方面，国际性的CPI上涨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国内成本上升的因素多少还在维持，如土地、劳动力、原材料、能源、环保等生产要素都维持在较高的价位。眼前的CPI的下降，宏观调控起着直接的作用。

　　现在应该做的，一是要继续观察，二是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

　　张晓晶：下半年还会面临通胀的风险。通胀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国际方面，全球正处于一个调整期，原材料市场价格上涨还会持续；国内的情况来看，国内的市场化改革使得生产成本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再有就是前几年的高速增长所导致的总需求过旺，包括投资、市场和信贷需求过旺，虽有缓解，但仍然对通胀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抑通胀不会导致经济大幅下滑

　　《21世纪》：为什么目前控制物价增长比保增长更加重要？

　　李佐军：控制物价增长比保增长更加重要，这一点非常正确。最核心的原因在于，2001年以来，经济以高于10％的速度高增长。过度紧绷的状态给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是不合适的。

　　现在我们需要让经济增长速度适当下降。通过抑制物价、抑制通货膨胀，回归到经济潜在增长率水平上。尽管这种“下滑”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张晓晶：短期内最大的风险还是通胀，在宏观经济没有下滑的前提下，短期内控制通胀是应该的。但从长远来看，我们的首要任务还是保持经济增长，可能短期的通胀对于长远的经济增长是不可避免的。

　　《21世纪》：控制通胀会不会导致经济继续下滑，经济是否有大幅下行的风险？

　　李佐军：总的感觉不会像2008年上半年那样走得那么高，但仍然会保持一个高位波动，同时大幅下滑的可能性也不大。

　　张晓晶：经济下行的风险肯定是有，但是从目前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上还看不到这种趋势。

　　《21世纪》：从2007年的节能减排结果来看，有一定的成绩，但仍不理想，目前经济方式仍增长粗放？

　　李佐军：从根本上来说，现在是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型过程中，但这个转型面临很多的困难和挑战，离“十一五”规划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这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加上政府出台强有力的措施，以促进实现“十一五”规划的目标。

　　张晓晶：从总体上来判断，经济增长方式很难在这么短时间内发生改变。当然，肯定是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目前应该还是粗放式增长；转变增长方式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关键还是制度上的建设。

　　从紧货币政策仍需持续

　　《21世纪》：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否还需要持续，有人说中小企业受影响很大？是否需要再加息？

　　李佐军：从紧的货币政策持续与否，取决于通货膨胀是否抑制住了。如果有一天通货膨胀被抑制住了，物价回到了正常的水平，那么从紧的货币政策就可以放松。

　　从紧的货币政策中，“加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加息目的在于控制物价，另一方面，加息势必对企业发展带来压力、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在考虑是否再“加息”的问题时，政策决策部门需要“两害之中取其轻，两利之中取其重”，充分权衡利弊，进而做出决定。毕竟“加息”涉及企业经济发展、人民币等很多方面的问题。

　　现在“外资热钱”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可谓无孔不入，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需要多方努力。我们需要防止“快进快出”的情况出现，对一些流动性比较强的行业，如房地产、股市，尤其需要加以控制。

　　张晓晶：目前还应该维持从紧的货币政策，尽管可能影响到一些中小企业，但如果这个影响只是局限于局部个别企业，而宏观层面没有太大影响的话，短期内没有必要修改货币政策。对于一些受到影响的中小企业，可以采用比如小额贷款等其它一些方式，来解决困难。

　　此外，我也比较支持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这可以对冲外部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至于加息，短期内没有必要再调整，这也可以称为“隐而不发”吧！

　　《21世纪》：财政政策是否可以发挥有效的作用，比如减税？比如纺织行业提高出口退税率？

　　李佐军：财政政策能够发挥有效作用，只是比货币政策见效要缓慢一些。

　　我们不妨把稳健的财政政策稍微做些调整，比如变得较为积极些。一种途径是减税，通过税收等对企业或居民的主体分配变化来发挥作用。同时，增加对社会公共财政（科教文卫）方面的支出比例，这是切实可行的第二种途径。

　　张晓晶：财政政策可做一些结构性的调整，比如通过结构性的减税来降低企业成本等等。

　　提到出口退税，我国目前的一些行业是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对于一些行业，没有必要再实行出口退税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优胜劣汰的产业清洁机制。

　　《21世纪》：成品油价格是否需要继续上调？继续推高物价怎么办？下一步怎么调控？

　　李佐军：目前我国成品油价格严重与国际油价不相符合。如果不上调成品油价，市场需求得不到抑制，国家财政补贴负担过重、企业和老百姓用油浪费等现象得不到控制。

　　现在很多炼油厂，生产缺乏积极性，导致油荒，排队买油。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事情的另一面是，成品油价格继续上调，必然导致物价上涨。所以虽然成品油价格应该而且需要上调，但涨到什么程度，这又是一个需要权衡各方面利弊的命题。

　　当前来说，政策的组合是多方面的。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说，该提高利息就提高利息，该控制信贷就控制信贷。调控的力度、时机的把握都非常重要。

　　对于财政政策，我们可以采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向公共财政转型的方式进行。

　　张晓晶：如果下半年的通胀压力有所缓解，油价、电价在一个可以容忍的限度内的话，是应该继续上调的。但是，这种价格调整必须控制在不加剧通胀压力的限度内，所以可能也只是微小幅度的调整。

　　我国今年在消费层面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下一步主要还应该是在供给层面采取一定的措施，比如提高对企业的激励，结构性减税，减低生产成本；再比如，油价、粮价的改革应该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