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电如何突破四大命门

　　　■廖杰华

　　我国自主设计的岭澳核电站二期工程见证了中国核电业数十年的发展历程。

　　有了《核电发展专题规划（2005?2020年）》并不意味着有了一切！对于这一点，很多核电产业内部人士心知肚明。

　　目前而言，人们过多关注于中国核电产业的希望，对于核电“命门”多有忽视，但忽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

　　有专家称，在现阶段，影响中国核电产业发展的“命门”大致有：一是核电投资主体不明确。如今，除了老牌的中国核工业集团、广东核电集团、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外，国有五大发电集团、各色投资主体都试图进入这一领域，分食其中的蛋糕；二是中国核电技术长期受制于人。尽管我国具备完整的核电工业体系，但这并不意味我国核电产业强大。在我们花费巨资准备引进国外第三代技术时，美国、法国等世界核电强国已经开始第四代技术的研发。

　　此外，中国铀矿极度稀缺，我国现在探明的天然铀储量，最多能供4000万千瓦装机容量的热堆电站运行50到60年，根本不足以支撑中国核电产业的长远规划。最后，中国的核电强省是沿海的广东、江苏等省，这些省“有钱、有场地、有技术”。因此，在短期间，内陆省份想上马核电站困难重重。

　　目前，中国拥有核电资产的企业共有3家，分别是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广东核电集团、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中电投是唯一提出火、水、核电全面发展的发电企业。

　　吸引它们的当然是巨额利润。西南电力设计院工程师李恩和曾表示：核电站的回报十分惊人，毛利率一般都维持在30%左右，远高于电力行业的平均盈利水平。而随着煤电价格的不断上涨，环保要求的日益严格，核电的经济优势将进一步凸显。

　　各大发电集团“跑马圈地”

　　实际上，对于中国的核电是姓“核”还是姓“电”，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对于其他发电集团进入核电领域投资，国家也没有明确表态，因此也就没有明确的限制政策。

　　“原则上国家只核准这3家企业，但只要这3家控股，其他的投资主体包括民营企业也可以投资。”广东电力设计研究院院长唐红键说。

　　有核电专家就此认为，发电集团进入核电领域，可以打破现有的中核集团和广核集团垄断核电领域的格局，有利于更快更多地发展核电。但问题是，核电是一个格外讲究技术性和安全性的产业，尤其是涉及核安全领域，其中的利害关系并不是一般发电企业所能承担。

　　从上世纪80年代初首次引进国外技术建设大亚湾核电站，到今天采用自己的技术批量建设核电站，不到30年里，中国核电完成了从引进技术到创建品牌的历史跨越，国际核电俱乐部里终于有了“中国品牌”。

　　但现实是，即使是有了初步的自主化，中国只是较为完备地掌握了二代核电技术，而目前世界核电强国的技术已经发展到了第三代。因此，当2004年前后，在建设新一批核电站时，在技术路线的选择上，中国犯难了。据说在当时，以中国核工业集团和广东核电集团为代表的一方主张采用第二代成熟核电技术，另外的观点则坚持认为应该发展更为先进的第三代核电站。

　　中国式技术困境

　　但问题是，现今世界，能够称得上第三代技术的只有法国的法玛通公司掌握的欧洲先进堆（EPR）和美国西屋的AP1000。因此，当时就有专家称，如果选择二代半技术，则相对保守；而三代技术却争议颇多，因为目前世界上还未建设起一座利用该技术的核电站。

　　事实上，全球核能大户对中国市场的争夺，目前已经上升为技术路线的竞争。在中国，业界争论最激烈的是新建核电站应该采取第几代核电技术：二代，二代半，抑或是三代。

　　另外，如果要采用第三代核电技术，巨额的引进费用不可避免。但以市场换技术，中国核电工业则可能重复汽车工业所走过的路。

　　因此，在此期间，争论一直持续不断。而直到2007年年底，始自2004年的中国第三代核电技术国际招标尘埃落定。经过技术、经济、国产化、融资条件等多方面的评审论证，中国决定斥资数百亿元人民币引进美国西屋公司AP1000技术建设浙江三门、山东海阳两大核电自主化依托工程。

　　但就在中国拟定第三代核电路线图时，国外已联合研发第四代核电技术。尽管到2030年前后，以AP1000为基础的第三代核电技术有望统领中国的核电发展，不过那时，核电发达国家研发的第四代核电技术也已进入商业化应用阶段。第四代核电技术在安全性、经济性、防恐怖袭击等方面将更具竞争力。

　　这或许意味着10多年后，中国又将面临一次新的选择：是自主研发第四代技术，还是再次花费巨资全盘购买？

　　铀矿危机蔓延

　　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这句话用在铀矿资源上也不为过。在解决了核电技术发展路线之争后，另一个问题再次困扰中国核电产业。

　　按照去年出台的核电中长期规划，到2020年，我国核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4000万千瓦。到那时，中国发展核电需要7000吨天然铀，但目前中国自产天然铀产量仅1000吨。

　　再往后看，到2050年，我国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2亿千瓦甚至更多。但我国现在探明的天然铀储量，最多能供4000万千瓦装机容量的热堆电站运行50到60年。因此，在30年后的某天，中国的众多核电发电厂或许会因缺乏铀矿原料而停产。

　　上述说法并不是危言耸听。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于2005年出版的“红皮书”中的统计数据，全世界已探明的开采成本低于130美元/公斤铀的天然铀资源储量约为474万吨，预测和推断铀资源量为1005万多吨。

　　不幸的是，这些宝贵的资源大多与中国无缘。

　　权威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已探明的大小铀矿床有200多个，以中小矿床为主，且品位较低。200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数据：中国的铀资源量（成本低于130美元/公斤铀）为7.7万吨铀，其中，成本低于40美元/公斤铀的储量约占60%，主要分布在江西、新疆、广东、辽宁等地。很显然，在新的2020年核电发展规划目标下，我国的铀资源无法满足需求。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中国铀矿进口量较少，海外开发尚为空白。而2006年，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团才刚刚实行“走出去”找铀矿的战略。

　　为了应对此种局面，国家在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对核燃料资源供应保障提出了明确要求：坚持内外结合，合理开发国内资源，积极利用国外资源的原则，适度超前发展核燃料产业，建立国内生产、海外开发、国际铀贸易三渠道并举的天然铀资源保障体系。

　　另外，有消息称，为满足中国2020年4000万千瓦核电厂的原料需求，中国将逐步改革目前的铀业勘探开发体制，其核心思想是建立铀勘探、采冶多元化投资体制，允许社会资金参与投资，最终形成中央、地方和企业对地勘多元化投入机制。

　　但所有的这些举措都无法回避我国铀矿资源匮乏的事实。

　　由于铀矿资源的限制，业内专家对我国核电战略的发展前景有些悲观，“现在要求大力发展是对的，但到了2020年达到4000万千瓦的时候，再发展就很困难了”。

　　（摘自《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