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了贷找死,不放就等死”,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定时期这一特殊的金融现象,长期以来困扰着许多基层银行涉农业务的开展。但中国农业银行公安县支行在商业化经营中“转型”不“转向”,靠服务“三农”连续7年多时间存贷两旺,无一笔不良贷款,为破解“农村信贷风险大、效益差”的难题进行了有效探索。
解脱:为了更好地服务 公安县地处江汉平原,是国家重要的粮、棉、油生产基地,典型的农业大县。进入2000年时,全县国企和集体企业95%关停破产或改制,以农村产业化为依托的民营经济开始崛起。在这样的背景下,县农行对支农放贷方向作了战略性调整,即重点抓农村经济的产前和产后两个环节服务,以两头带中间,进而从过去直接面对千家万户的服务模式中解脱出来。
据统计,公安县有棉花收购加工企业140多家。其中,加入棉花协会的有60家,连接棉农达13万户。会长喻昌盛说,协会中,有40余家企业享有农行贷款,在农民交售棉花时,敞开收购,随到随收。货款两清的优质服务,为竞争中的公安棉花收购市场树立了标杆,迫使收购商家家讲究服务质量,从而普惠了棉农。
在采访中几位棉农说,谁家服务好,棉花就给谁,再也没有从前大收购站(国家专营采购站)压级、压价和打白条的现象了。
不良贷款:七年零纪录 过去,农民借贷,笔数多,每笔发生额少,甚至只有几元钱,各种借贷单据,一个乡镇的就可以装一大麻袋。支农效果差,贷出难收回,包括农行在内的基层金融机构实际上承担了财政和民政的职能,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困境。
据农行湖北省分行统计,该行在专业银行的14年留下了大量涉农包袱,亏损累计达100多亿元,发放涉农贷款形成的不良贷款占了经营总量的60%左右,其中80%以上集中在农业大县。如今,湖北农行还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县支行基本不做个人农户业务。
公安农行在2000年以前的情况也是如此,不良贷款占比高达82%,累计有4.1亿元贷款收不回来,亏损额2200万元。但自这一年实施战略调整起,至今年6月止,支行的存款余额由4.76亿元增加到23.71亿元,贷款余额由3383万元增加到3.85亿元,累计发放贷款19.7亿元,所有贷款本息均按期收回,没有一笔不良贷款发生,去年一年的经营利润就达2000余万元。
7年多来,公安农行发放的贷款涉农部分已达17.23亿元,占全部贷款的87.46%。县农行行长叶洪波对此分析说,产中这个环节由于风险较高,再加上基层银行没有网点优势,一时难以形成规模,我们起初选择了回避。相比之下,产前、产后的市场面大、周期较短,银行面对的是经营大户,放贷重点为成长中的民营经济,资金流动相对封闭运作,风险较小。以市场化方式配置资源,产业链中各个环节风险自担,效果就大不一样了。
包赔:“包”出一片新天地 6月18日,公安县久兴水产品专业合作社以郝家湖1800亩水面30年经营权和1万多株树的林权作抵押,向县农行贷了120万元。股东之一的陈崇久说,过去几年我们都是用商铺抵押贷款,抵押额度小,贷款额度都不大,现在农行放宽了抵押政策,我们就有充足的资金做大产业了。
公安农行以显著的经营业绩,今年5月获农总行批准,试行增加服务“三农”信贷担保方式。这是试行新办法后发放最新一笔大额贷款,在严格管理下,业务路子也越走越宽了。
据调查,公安农行在发放个人生产经营性贷款上(下称个贷),之所以路子越走越宽,越走越好,关键是创造性地实行了“五包”责任制,即“包放、包管、包收、包赔、包利”,有效解决了个贷业务风险最难防范的难题。公安农行发放的个贷占全部贷款的65%以上,这种发放给从事合法经营的个人、非法人资格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贷款,每年有近千笔,平均每笔约30万元,最高的为500万元,最少的5万元。
“五包”责任制,集中了主要责任人的责任,核心在“包赔”。以贷款提议人为第一责任人,写出书面承诺,对贷款收回终身负责。贷款逾期,第一责任人立即停职停薪收贷,逾期后一定时间内不能收回或发生损失,由第一责任人无条件赔偿。实行这一制度后,即使是离行人员,也按期收回了贷款本息。
有了“五包”后,公安农行没有一包了之,还采取了一系列组合措施,确保有效避险和化险:每一笔贷款,都要经包括支行领导在内的9人贷审委员会审查,贷款收不回时,委员会成员也要接受处罚;每一个贷款户,都按经营业绩、资产存量等准入要求,进行严格审查。按规定,个贷都要实行抵押或质押,县支行将大的放贷额设置在贷款户赔偿能力的50%以下;对贷款户的赔偿能力,进行现场调查,资金流量适时动态监控,一旦出现风险预警,立即采取避险措施。虽然前后有13名第一责任人出现过贷款预警,但都及时得到了化解。
(责任编辑:李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