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阳
中国是一个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劳动力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无限供给的。然而,伴随着中国经济总体规模的不断扩大,创造的就业岗位不断增多,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着转变。近年来,劳动力短缺的现象频繁发生,并由此推动了工资水平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扬。
观察人口因素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不仅需要观察人口总量的变化,人口结构也非常重要。人类进入到工业化社会以后,人口转变的现象交错地发生于各个不同的经济体,使得各个国家不断地由高生育率、高死亡率的人口形态,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形态转变。这个转变的过程,也不断地推进着一个社会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口学家习惯把人口的年龄结构比喻为一个金字塔,塔的底部是需要抚养的未成年人口,塔身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主力军??劳动年龄人口,塔尖则是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人口转变的动态过程,会使塔底逐渐萎缩,塔尖逐渐膨胀。
当一个经济体处于塔身膨胀的时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期。此时,社会上需要抚养的人口相对于可以参与经济活动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更低。由于生产性人口的比例高,劳动力的供给相对充裕,人口结构呈现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形态。中国目前正处于这样的人口结构之中,并对经济的蓬勃发展产生了作用。2006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72.3%,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然而,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永远处于人口红利期。随着生育率水平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也会逐渐降低,每一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的抚养人口开始上升,所谓的人口负债就会出现。中国的生育率水平在人口政策和经济迅速发展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从1970年代中期就开始明显下降,人口转变的速度明显快于其他经济体,即使我们更快地过渡到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结构,也使我们的人口红利期相对较短。
而且,由于我们的人口转变迅速,维持低生育率水平已经有一段时间,生育率下降的劳动力市场效应已经开始显现。目前,每年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经呈现下降的趋势。于是,劳动力的供应已经开始难以适应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所产生的劳动力需求。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技工短缺的现象,随后,劳动力短缺开始向内陆省份蔓延,而且普通工人也开始短缺。虽然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农民工的总量仍然在增加,但年轻劳动力则已转移殆尽。劳动力供应的不足开始导致工资水平的持续上升,据有关资料显示,近年来工资增长的速度已经开始超过GDP的增速。所有这些现象都意味着,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即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行将结束,二元经济时代也会告别中国。
由于人口因素是推动近年来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出现重大变化的重要原因,因此,劳动力供给形势的转变是长期趋势的开始。因为,相对于劳动力市场上的其他变量,人口因素具有长期性。而且,其他经济体的经验表明,生育率下降具有不可逆转的特征,因此,低生育率水平下劳动力供给偏紧的局面将长期维持。
人口红利期也是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因为,处于人口红利期的经济体,具有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随着红利期的消失、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经济结构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过渡,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产业升级。一般来说,如果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转变在人口红利期完成,那么,劳动供给不足的压力会比较顺利地解决。相反,如果由于产业结构升级花费的时间长,或者人口红利期短,使得人口红利期结束的时候,产业结构转变仍然没有完成,那么就可能产生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并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实际上,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转变过程和经济发展特点进行观察,我们恰恰可以发现中国的人口红利期短,但经济结构转型可能需要的时间较长。在这种情况下,作出合理的政策选择就显得非常重要。
首先,考虑到刘易斯转折点已经来临,而经济结构并未出现明显的变化,因此,当前要努力挖掘劳动力供给的制度空间,更充分地利用现有的劳动力资源。通过进一步消除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完善和整合城乡的福利体系,促进劳动力市场在区域间、城乡间的一体化,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通过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和灵活性,降低失业率、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更充分地利用现有的、但未被利用的劳动力资源。
其次,面对必将到来的经济结构调整,通过增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未来的必由之路。一方面,我们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完善我们的教育体系,加强人才培养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联系,真正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另一方面,提高目前的培训体系的运行和培训资金使用的效率,提升劳动力存量的知识和技能结构,将是未来10到20年内,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第三,一直以来,就业压力是维持现行人口政策的理由之一。但我们看到,低生育率水平下,劳动力短缺已经开始出现,而且还会对劳动力供给持续产生影响。因此,已经无须再把就业因素作为维持现行人口政策的原因。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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