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偶然在电视上看到著名足球教练徐根宝参加“舞林大会”的片段,徐指导不但探戈跳得好,话也说得精彩。当被问及“足球”与“跳舞”有没有关系时,他严肃地说:“足球和跳舞很有关系,主要就是一个"重心"问题……你看巴西队队员,他们左晃后晃,能控制住重心,把你晃倒了,他把球带过去了,……他们的桑巴舞跳得好啊!所以我建议我们的一些退役运动员,像范志毅、申思什么的,都来这里跳一跳……”???徐根宝就是徐根宝!他不仅能激情四射地吼出“不搏不精彩”,更重要的是还具有一种强烈的“专业精神”和“专业意识”:什么事都能和他的足球联系在一起,做什么都能从中悟出些踢球的道理来!试问,若一个人几十年来就专注于一件事、琢磨一件事,所谓“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优哉游哉,辗转反侧”,岂有不成功之理?
事实上,不同专业背景的人看世界的角度多少是有些不同的,其琢磨出来的道理也不尽相同。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从体育比赛中看到的,是“制度”的三个要件。他说,制度乃是一种人类在其中发生相互交往的框架,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部分,这和团体竞技体育的游戏规则相似。正式规则确定了比赛的进行方式,参赛队的目标是要在这套规则下赢得比赛???融技巧、战术和配合于一体,有时运用正当的手段,有时运用不当的手段。非正式约束则包括好的赛风(如不得“故意”伤害对方的核心队员)等。有些运动队靠不断犯规和威胁对方来获胜,但这种策略是否划得来取决于制度的第三个方面???实施机制的有效性,即监督的有效性、犯规成本的高低以及处罚的轻重。所有这些,决定了一个制度的运行效率。
此外,诺思还从体育比赛中看到了“组织”为其成员提供“干中学”(learningbydoing)的激励的重要性。在正式与非正式规则以及强制力量给定的情况下,是什么决定了一场比赛质量的呢?很明显,是运动员的技术和对这项运动的理解。即便规则相同,业余等级比赛与专业比赛相比,或是同一个球队的第一次比赛与第一百次比赛相比,仍然会是不同的。这种差别之所以存在,是由于不同的运动员所拥有的可沟通知识(communicableknowledge)和默会知识(tacitknowledge)是不同的。可沟通知识,顾名思义,是指那些可在个人之间进行传递的知识,而默会知识则部分地通过实践得来,并只能部分地沟通。“人们不可能只凭书本(可沟通知识)就打好网球,还必须在"干中学",不断积累默会知识”,一个好的球队必须要能为其队员的“干中学”提供有效激励。这对所有类型的组织来说都一样重要。
如果说诺思的感悟偏重于理论,那另有一些经济学家则直接运用经济学模型来预测奥运会的奖牌数目了。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丹尼尔?约翰森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夕构建了一个十分简单的模型,纳入参赛国的五项基本数据:GDP、人口数、政治体制类型、气候(平均气温低于零度的天数)以及是否为主办国,成功地预测了各国的奖牌数,预测吻合度高达95%-96%。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安德鲁?伯纳德和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经济学教授迈格翰?布斯运用大致相同的解释变量(只多了一个“历史战绩”因素),也准确地预测出了悉尼奥运会各国代表团的奖牌数,平均误差不超过4枚,甚至精确地预测出美国代表团获得97枚奖牌,包括37枚金牌,其准确程度着实令人惊讶,并且还不断地被以后的比赛所证实???听起来,这不像是真的!奖牌的获得强烈依赖于运动员的技术和临场发挥,有不少偶然性,就连约翰森教授自己也说:“这个精确度让我们自己都觉得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
对此的合理解释可能是:1、纳入模型的这些解释变量确实与一国的体育总水平密切相关;2、单个运动员获得奖牌与否是有极大的偶然性的,但就一国运动员整体而言,得奖牌的数目就是高度可预测的了,正如北京奥运会首日比赛中,被寄予厚望的杜丽没能拿到金牌,但庞伟却不声不响地拿了一块回来。所以,经济学家或许无法准确地预计一个人的未来收入,却能从宏观上相对准确地预测一国的国民总收入;3、“奖牌预测模型”虽有一定的解释意义,但却并不包含任何伦理含义(比如,增加的GDP不用在体育上而用在其它方面上,也是一样好)或现实指导意义。约翰森教授就曾风趣地说:“我并不清楚如何在奥运会上获得更多的奖牌,大概是提高GDP?”(杭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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