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获益

　　引言：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国家而言，是遵循金融业空间发展规律，促进国内金融业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通过健全国内金融体系，促进有效投融资和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增长，实现民富国强，才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体现国家全局利益的核心所在。

　　根据世界范围内国际金融中心实践的历史经验来看，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对东道国的经济和社会福利有重要贡献。

　　积累国民财富

　　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提供的数据表明，2004年，伦敦金融城1平方公里的金融机构集聚地上缴税收高达500亿英镑；英国金融业所雇年薪在10万英镑以上的高薪从业人员达50万人，他们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为342亿英镑，占英国全部税收收入的25%。国际金融中心聚集大量金融机构和高层次金融从业人员，给东道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税收资源。当然，对后起的国际金融中心而言，东道国政府通常需要通过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金融机构和人才的集聚。新兴国际金融中心的税收贡献没有老牌国际金融中心那么大，但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其税收利益仍十分可观。这些额外的税收资源可用于本国居民的文化教育和医疗保健事业，也可用于像农业这样特定的需要政府支持和发展的产业，从而增进一国的社会经济福利。

　　国际金融中心还可以为东道国本地居民提供大量不同层次的就业机会或岗位。国际金融中心能提供中高端的、需要专业技能的金融服务类和管理类就业机会，金融机构还会为自己招聘的从业人员提供大量内部专业培训项目，以改善他们的专业技能和开展金融业务的能力。本土居民能否利用好这种就业机会，取决于两方面的条件：其一是本土的大专院校能否培养出国际金融中心所需要的各类专业人才；其二是东道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要求外资金融机构在创造本地就业方面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比如颁布并实施外资金融机构的员工本土化条例，以及外资金融机构有义务面向社会高学历人员定期提供公开培训项目等政策要求。此外，金融中心形成的过程中，也会促进本地建筑、地产、宾馆、餐饮、休闲、旅游、国际教育等产业的发展，这种产业扩散效应同样会促进东道国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的增加。

　　加拿大籍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Harry Johnson在一篇题为“巴拿马城作为地区金融中心：发展贡献的初步分析”的文章中指出，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会导致城市地价的上升，东道国政府和居民作为城市土地的所有者可从升值地产的出售中获得资本收益。

　　城市地价上升的过程是财富膨胀的过程，也是城市商务成本不断提高的过程。城市房地产价格的上升究竟是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增进，还是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和城市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公共政策。纵观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发展历程，房地产价格的长期上升是带有规律性的普遍趋势。虽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和东京曾出现过房地产泡沫破灭，但是纽约、伦敦和新加坡等大部分国际金融中心都没有出现严重的泡沫。适当设计的政府公共政策，可以使民众很好地分享城市成长的成果，使城市地价的上升转化为社会经济福利的增进。

　　高效融通资金，为本土经济服务

　　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最初是金融业发展过程中一种自然的市场选择，是金融业在发展中以大都市为据点的空间集群过程。但是，对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建设过程。1992年9月，中共中央在十四大报告中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十多年来，上海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2020年基本建成亚洲时区在岸型国际金融中心是上海未来金融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上海市政府的规划目标。在岸型的国际金融中心三分之二的业务是为本土经济服务的。因此，建设在岸型国际金融中心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金融开放，借鉴国际金融制度安排和技术创新方面的成功经验促进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促进中国从一个经济大国转变成为全球范围的经济和金融强国。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可以从制度、政府、市场和要素四个方面促进本国金融业的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过程，首先是一国制度和政策体系的变革与完善的过程。涉及到产权界定和保护的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的建设；涉及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外汇管理制度的变革和人民币的国际化。其次也是政府职能转换的过程，从政府管经济转换到政府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包括金融监管、市场秩序维护和公共产品提供等）的过程，要求政府提高其应变能力、决策透明度和社会公信力。再次，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过程也是本国金融市场体系不断健全，市场的流动性和交易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最后，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过程更是资本、人才和技术的集中并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的过程。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实际上是通过借鉴先进的成熟市场经济制度、引入全球范围的跨国金融机构、高层次金融人才和专业技术促进本国金融业超常规发展的过程。

　　小平同志曾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是具有非凡洞察力的见解。因为资金是社会稀缺生产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资金的配置决定着社会资源的配置。在一个制度不健全的金融体系中，由于财务信息的虚假陈述、政府行政干预或金融领域的权钱交易等原因，资金及社会资源或被投入低效率项目而浪费，或被不法分子攫取而流失。在一个市场不健全的金融体系中，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投资和融资需求受到严重的抑制。就拿当前的流动性过剩来说, 它与自然界的洪灾有极为相似的地方。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就如蓄水灌溉农田的水渠网络体系，而农村经济、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就是干裂着等待浇灌的土地，外汇管理制度是我们的防洪堤坝，股票、房地产等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则是洪水泛滥成灾的具体表现。没有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实体经济的国民财富创造得不到资金的融通；居民的储蓄因为缺乏多样化投资渠道，或者面临存款负利率造成的资产贬值，或者面临资产市场泡沫积累导致的巨大风险。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国家而言，是遵循金融业空间发展规律，促进国内金融业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通过健全国内金融体系，促进有效投融资和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增长，实现民富国强，才是我们的根本目标。这也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体现国家全局利益的核心所在。

　　加速人民币国际化

　　经济学家通常强调，本币成为国际货币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事实上，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与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实际上是互为条件的。如果一国货币不可兑换或可兑换但不是国际货币，那么该国就不可能建成在岸型国际金融中心。反过来，一国货币虽然实现了资本账户下的可兑换，但是，如果国内没有规模足够庞大、流动性足够充分和成长性良好的资本市场，其货币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比如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是美国法定纸币，自1971年8月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已没有实质性的商品支撑。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能为各国中央银行和全球投资者所接受，是因为美国品种繁多、规模庞大的国内资本市场能较好地满足各国央行和全球投资者对财富持有形式（美元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的需要。近期美元出现持续贬值，次贷危机使金融市场流动性也出现问题，对其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但是，目前尚无一种国际货币可以代替美元。作为第二大国际货币的欧元，替代美元的可能性很小。一方面，欧洲发达国家面临美国同样性质的问题：人口老龄化、经济萎靡不振；另一方面，欧元区各国资本市场处于分割状态，金融监管制度各异，流动性和成长性不足，不足以提供强有力的资本市场支撑。

　　中国在未来的10～20年，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口结构相对年轻，未来较长时期仍能保持较好的经济成长性。人民币未来能否成为国际货币，并挑战美元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霸权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在未来这10～20年内能否做大做强本土资本市场。人民币的国际化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都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国内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实现规范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两者相互促进、平衡发展。事实上，做大做强国内资本市场对于中国从一个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是更为基础性的。人民币的国际化只是中国成为经济强国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作为全球成长性第一、规模第三、第四大经济体，中国建成像纽约那样的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在岸型全球金融中心是完全可能的。这是中国建成经济强国的客观基础，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因此，我国在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业空间布局上要有建设全球性金融中心的战略视角和战略高度，避免重走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地区布局过于分散和过度竞争的弯路。

　　潘英丽，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