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经济转型与周期性波动“双因素叠加效应”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

　　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逐步回调的态势之中，关于这一点大家都没有异议。各类先行指数，包括工业企业亏损额、重工业与轻工业增长速度之比、采购经理人指数、港口吞吐量和新开工项目计划投资总额等，也都毫无例外地表明这一点。

　　经济转型与周期性波动“双因素”叠加导致我国经济回调

　　经济转型经常被视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一个成因。但是，如果就某一时期特定的政策导向型经济转型而言，则最好是把它与经济周期性波动分开考虑。这样做的理由在于：一是此时的经济转型基本上是外生的，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方向和作用时间基本上不受经济运行的影响；二是此时的经济转型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明显而独特，客观上需要拿出来单独分析；三是在经历一段时期之后，特定的政策导向型经济转型就自动消失了，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还将一如既往地持续下去。

　　经济转型带来经济增速的相应减缓。中国经济的新一轮转型始于“十一五”规划的制订与实施。其目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解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转型对经济的影响同时体现在经济总量增长放慢和经济结构出现调整等两个方面。

　　首先，经济转型会直接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一是降低潜在经济增长率。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国（或地区）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增长率，或者说一国（或地区）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这里讲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和生态资源。为了实现经济的转型，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配置的门槛被提高，可以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质量更高，数量则会减少，潜在经济增长率随之降低。二是价格因素和管理体制的变化必然导致现实经济增长的下降。能源、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的逐步改革和对环境保护的强化管理，必然增加企业经营成本，降低利润率，减弱投资积极性。为了部分对冲上升的成本，企业往往提高产品售价，从而会降低国际市场竞争力，减少产品出口。在消费领域，当前我国的两个热点恰巧又是两个高能耗的行业??汽车与房地产。汽车是高能耗产品，自然是不言而喻。至于房地产也是高能耗的领域，却并不是每个人都很清楚。实际上，我国城市住房的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比重高达37%。而且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市住宅的能耗平均高出3.5倍。在这种情况下，提高能源价格对汽车和房地产的消费必然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其次，经济转型集中表现为产业结构的转型，短期内间接导致经济增长减速。近几年来，政府通过各类手段，促使产业结构升级，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缓解环境保护的压力：一方面加快“二高一资”(高污染、高耗能、资源性)产业的结构调整，鼓励和支持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纺织、造纸等行业的企业兼并重组，依法淘汰水泥、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等行业落后生产能力。广泛应用先进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特别是对钢铁、建材、煤炭、电力、石油化工、建筑等行业进行技术改造；另一方面，鼓励知识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涵盖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信息安全等领域，并从财税、信贷、土地和价格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促进服务业发展政策体系，鼓励社会资金投入服务业，大力提高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例。由于目前支持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比如建材、钢铁、化工、汽车、房地产、机械等都属于需要调整的范围，许多中小企业都将不得不从行业中退出，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与此同时，受扶植政策不到位、市场培育滞后、相关机制处于磨合期、技术开发存在瓶颈等因素影响，新的产业成长将较为缓慢，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无法对冲前者带来的负面影响，短期内经济增长率必然随之下降。

　　国际因素在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波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国民经济走出调整阶段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环境的好转。最新一轮经济周期（按“谷-谷”法划分）起始于2000年，是我国加入WTO之后的第一轮周期，与历史上其他周期相比，它带有更为鲜明的“国际色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际需求拉长了国内经济景气上升期。我国新一轮经济景气快速上升起始2002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速正式摆脱了长达6个季度的“七上八下”的区间束缚，上升至8%。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经济的增长是以一种明显失衡的方式在进行??由于投资增速过快，大量行业产能过剩或者即将过剩。面对这一情况，中央迅速展开了新的一轮宏观调控，但是受各种因素影响，调控效果并不明显。于是，有专家断言，最迟2006年中国将陷入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然而，现实情况是直到2006年中国经济失衡情况也没有明显改善，直到2007年中国经济还在加速增长。其中的一个奥秘就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推动下，再加上其他方面的一些有利因素，世界经济随后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升，快速增长的国际需求消化了国内的“过剩”产能，延长了中国经济景气上升期。以钢铁为例，2006年全世界钢铁需求增长了9%，但是剔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钢铁产量还下降了大约一成。换句话说，中国的产能不仅满足了全世界的新增长需求，而且还替代了其他国家的一些已有产能。

　　其次，国际“瓶颈”供给硬约束和出口需求的有限约束是本轮经济回调的重要成因。影响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因素很多：有内部因素，有外部因素；有市场因素，有政策体制因素；有经济因素，有非经济因素。但是，最终这些因素都将通过对供给端或需求端的冲击体现出来。次贷危机后，国际需求减弱成为这一轮经济回调的最大冲击。

　　出口需求的变化对经济增长起到明显下拉作用。前几年国际经济景气的上升是国内经济景气上升期被延长的一个重要成因。反过来看，当国际景气上拉作用消失之后，甚至变成了下拉作用，情况就可能发生逆转。世界经济受美国次贷危机和高通胀的影响，已经先于国内经济进入了调整期，反映到我国出口方面就是增长速度放慢，从而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下拉作用。

　　国际“瓶颈”供给硬约束成为本轮经济回调的最重要因素。物价高涨是经济景气上升的滞后信号，同时又是经济衰退的先期预兆。我国物价水平的新一轮高涨起始于2007年下半年。当年7月份消费物价指数（CPI）增幅由上月的4.4%攀升至5.6%，突破了此前公认可以承受的5%的上限，创下近十年的新高。其后一路上扬，今年2-4月物价涨幅甚至连续三个月超过了8%，上半年累计也高达7.9%。在经济周期转折点上，物价高涨的背后从来就是“瓶颈”供给硬约束。只不过，过去物价高涨是国内的物价高涨，体现的是国内“瓶颈”供给硬约束，现在是国际的物价高涨和“瓶颈”供给硬约束。近几年来，国际上粮荒、油荒、矿石等原材料荒”并举，资源价格成倍上涨，引发了国内电荒、油荒、煤荒等传统“三荒”，并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直接导致了国内经济的景气回调。

　　本轮经济调整的时间将相对拉长调整幅度将相对加大

　　本轮经济调整时期将相对更长。经济周期拉长已成为一种趋势。受经济改革不断推进、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宏观调控不断提高等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周期呈现不断拉长的明显趋势。中国经济自1981年开始实施“六五”计划以来，截至1999年，按照“谷－谷”法划分，共经历了3个周期。前2个周期长度都是5年，属于基钦周期（1－7年）。第3个周期有所拉长，历时9年，为朱格拉周期（8－14年）。新一轮经济周期上升期到去年已经持续了8年，时长创下新纪录已成定局。

　　经济转型必然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牵涉面较广，不仅需要资源价格改革相配合，同时需要财税政策、科技政策等相配合；二是经济转型虽然势在必行，但也需要把握好节奏，兼顾长期与短期利益，需要将其带来的社会震荡控制在可以承受范围内；三是我国产业在节能减排方面的起点较低。目前我国能源利用效率比发达国家低约10个百分点，其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等8个行业主要产品的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即使每年缩小4个百分点的差距，也需要十年的时间。

　　来自国际因素的影响也是本轮经济调整时间拉长的一个重要成因。首先，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前几年国际需求的拉动，我国经济调整也许在宏观调控的引导下早就发生了。经济扩张期不这么长，结构失衡问题也就不会积累得如此严重，经济调整的时期也就将相应地缩短。而现在情况正好相反，原本被国际需求掩盖起来的产能过剩就可能以更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也就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去调整它。其次，以前面临国内“瓶颈”供给硬约束，我们可以通过国际市场进口获得缓解。而现在面临的是国际“瓶颈”供给硬约束，我们还无法从其他星球上进口资源来对冲。所以，只有让国际经济自我调节机制发挥作用，等到国际市场重新基本恢复供需平衡，才能自行顺利摆脱困境。最后，供给约束与需求约束是一对相互排斥的矛盾，不会同时出现。但是，现在却奇特地并列共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前外部环境的严峻和经济调整的艰巨性。同时，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国外“瓶颈”供给硬约束与国外出口需求的有限约束可能是未来分析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时需要始终高度重视的两个问题。

　　本轮经济调整幅度将相对加大。从季度数据看，自去年三季度以来，GDP增长减速趋势明显。这表明经济已经进入了周期性回调阶段。但是，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今年第一季度GDP增幅比去年下降了1.3个百分点，而上半年比去年同期更是下降了1.8个百分点。相对前期的波动幅度而言，2008年的经济增长回调明显偏大。那么，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偶然因素所致，还是具有一定客观必然性？

　　调整幅度相对加大，是经济转型与周期性波动“双因素”叠加的一个必然结果。根据前面分析，本轮以节能减排为抓手的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先抑后扬”。在前期，经济转型更多地表现为对现有落后产能的淘汰，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是抑制作用。在后期，经济转型基本到位，新兴产业开始快速发展，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就是上扬作用。很显然，未来数年将同时处于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的“先抑”时期和经济周期性回调时期。两者相互叠加，必然导致经济调整幅度将变得更深。

　　国内需求惯性增长的支撑能力相对较弱。从过去经验看，经济增长见顶之后如果以缓慢的方式回落，回调幅度一般较浅，其背后要么是有较快增长的外需，或者有在惯性作用下依然保持增长较快的国内需求在背后做支撑。后者最常见的情况有两种：一是产能过剩矛盾不突出，固定资产投资周期性减速，但受市场影响增幅降速较小；二是经过连续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得以较大幅度提高，并开始利用累积起来的财富进行消费，因而使得经济增速回落之后居民消费依然继续保持一段时期加速增长。

　　展望未来，上述两种情况出现的概率都较小。

　　首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缓跌的情况可能不会出现。有关数据显示，企业自筹资金已经占了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的四分之三。这种资金结构的转变表明投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规律决定的，市场景气、企业利润率高的时候，投资就快速上升。反之亦然。这一点与过去政府和国有企业为投资主体时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今年以来，由于石油、粮食和矿石等和资源原材料价格的持续快速上涨，企业成本大幅上升，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前5个月实现利润增幅较去年同期大幅降低了一半。与之对应的就是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的快速下跌，而这一现象背后是我国产能的严重过剩。从各方面的因素看，成本上升将使下半年甚至包括明年企业利润率可能继续保持下降的趋势。受其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可能会继续出现较快的下跌。

　　其次，居民消费的滞后效应可能不再出现。过去，居民的消费高潮都是出现在经济增长的高潮之后，成因主要有二：一是具有新的消费热点，二是前期累积财富的集中释放。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过去的故事可能不再重演：一是除了住房和汽车之外，现在再也没有新的消费热点了，而住房和汽车的消费尤其是住房消费可能将开始进入一次中期的调整；二是由于前期住房和汽车消费热在较大程度上是由消费信贷刺激起来的，居民的财富已经被提前透支了，再加上股市的大幅度下跌，购买力集中释放的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对宏观调控政策取向的几点建议

　　历史上，经济调整时长与幅度通常成反比，存在着“以时间换空间”或“以空间换时间”的替代效应。但是，本轮调整在时间有所拉长的同时在空间上也可能有所加大，这主要是经济转型与周期性波动“双因素”叠加带来的结果。这也就意味着，本轮的宏观调控任务将更艰巨、过程将更复杂，并将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从目前的情况看，紧缩型宏调政策力度已基本到位，不需要再进一步加大紧缩力度，相反要按照长短兼顾、内外兼顾、发展与改革兼顾等原则，在信贷、财税和价格政策方面适时微调，以缓解“双因素叠加效应”。

　　适度调高物价调控目标，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留出更多的政策操作空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与“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对相互对立的矛盾，对通胀控制力度越大，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难度就越大，反之亦然。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对物价上涨的承受能力是不同的，衡量物价稳定与否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一般说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物价的上涨幅度通常在1%～3%，人们就称之为物价稳定。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面临着强大的经济增长压力，物价水平可能在4%～8%，就可称之为稳定。而在一些转型经济国家，可以允许的物价涨幅可能更高一些。从今年以来国际横向比较看，发展中国家中，印尼、新加坡、印度、南非的通胀率分别为6.6%、7.4%、5.9%、9.3%，沙特、阿根廷、委内瑞拉均超过10%。转型国家中，俄罗斯的通胀率为12.8%，越南的通胀达到了25%。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建议将今明两年的物价调控目标上调至5%-7%左右，从而可为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留出更多的政策操作空间。

　　当前我国物价上涨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国际传导型，二是成本推动型。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有效抑制通胀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我们所能做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通过增加供给，减缓政策性调价步伐，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物价上涨的势头；二是加强对通胀预期的引导，不要形成轮番涨价的预期；三是增加对社会弱势群体的补贴，来尽力减轻通胀对于人民生活的影响，维护社会稳定。应该说，上述三方面的举措都是被动应对措施，基本上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而且短期内难以见效。不过，幸运的是，随着全球经济持续放缓，国际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价格出现了明显的见顶迹象，输入型通胀压力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同时，今年我国夏粮已获丰收，受雨水充足和政策扶植的影响，秋粮也丰收在望，从而将极大提高国内供给保障程度，抑制粮食价格上涨势头。再加上下半年物价翘尾因素明显减弱，全年物价总水平将呈现逐渐走低之势。这一切都将使得下半年通胀对宏观调控压力明显减小。

　　坚持相机抉择原则，为可能出现的急跌准备好“托底”预案。目前美、欧、日都面临经济进一步下滑的趋势，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持续加大。同时，国际金融、石油、粮食市场依然动荡不安，危机四伏，宏观形势的不确定性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坚持相机抉择原则的宏观调控原则，密切跟踪观察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的动态，随时根据周边环境的变化，有针对性地调整政策手段，来保证宏观调控目标的贯彻和落实。与此同时，为了防止环境突然恶化而导致经济出现急跌，我们应当提前做好应对预案。由于现阶段中国经济还没有达到消费拉动需求引领经济增长的程度，所以，应对可能外来的经济冲击，主要还需要依靠投资需求。而在高成本、高效益的情况下，企业的固定资产很难启动。因此，预案的主要内容就是加大政府的财政投资。各级政府应提前准备好一批的城市交通、基础建设等投资项目，一旦需要，就可以立刻推出。

　　在坚持从紧货币政策的同时，适度放松财政政策。财政收支与货币收支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在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上又各有其特点，因此，客观上要求两大政策之间能相互协调配合，以保持经济的稳定而正常运转。在当前情况下，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有利于严格控制货币供给，有利于对付通胀，为经济的正常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与此同时，适度放松的财政政策，则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通过推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和清理政府行政性收费，帮助企业减轻成本上升压力，引导企业加快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当务之急是尽快在全国推行增值税转型，允许企业设备投资抵扣增值税。过去几年一直担心实行这一政策可能使投资过热火上浇油，现在成本上升、投资回报率下降，企业自发投资热情开始降温，正好是这一政策从试点向全国推开的好时机。从消费型增值税在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看，这一政策将大大推进企业生产设备更新，社会有机构成将明显提高。当然，这一政策的一大副作用是机器替代人工，因此，必须以积极的就业政策作为配套改革，鼓励企业加大对职工技术培训的投入，应当允许更多的职工培训费用在税前成本中列支。同时，应将文化创意产业等服务业中的研发投入也纳入到允许抵扣的范围内，鼓励现代服务业的升级。

　　“三农”位列财税政策倾斜支持的首位，这不仅符合建设新农村、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长期需要，而且也是缓解因国际粮食价格危机所引发的高通胀、保障我国经济安全的必要之举。进一步加大补贴的范围和力度，扩大良种补贴范围，增加油菜良种补贴，对粮食、油料、生猪等种植大县加大扶持力度。加强农村水利、道路、桥梁和供水、供电体系建设。完善粮食收购政策，扩大国家储备规模。加快农业科技发展，支持完善农牧业保险体系。除此之外，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在外贸领域。在继续严格控制粮食、化肥和煤炭、焦炭、钢材等‘两高一资’产品出口的同时，针对经营困难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服装、轻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部分产品予以支持，保持外贸平稳增长。要进一步细化出口产品的税则分项，根据不同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含量给予不同的出口退税率支持出口结构升级。

　　加大科技投入，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当前我国经济中所遇到的许多问题从深层次看都是由产业结构不合理所带来的，根本的解决之道不是短期的调控政策，而是有效的产业升级。从过去经验看，在市场环境趋紧的情况，企业才能化压力为动力，才有强烈的加快技术升级和促进产品优化的积极性。我们应当合理利用这种市场的倒逼机制，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措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进程。要进一步加大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领域支持力度，推进第三代移动通讯等成果推广应用，实施生物医药等重大高技术产业专项，建设信息服务、新能源等十大领域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促进产能重新组合和配置，优化行业结构，鼓励优势企业实施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增强企业竞争力；在落后产能退出机制上，要进一步给出配套措施，如经济补偿、人员安置、债务处理等；放宽准入限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综合运用贴息、补助方式，支持物流、商务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是相辅相成的，最后的共同结果将是实现经济转型。应充分发挥国家财政科技拨款的调节和控制作用,增加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支持力度,提高原创性研究项目在国家的科技计划中的比例。通过资金的引导,推动企业在联合攻关的过程中逐步积累自身研究开发的实力,从而使企业成长为加速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真正主体。改善企业的融资环境,拓宽R&D的融资渠道，形成全社会、多渠道、多形式的R&D投入体系。

　　课题负责人：范剑平

　　执笔：高辉清 胡少维

　　中国经济处于经济转型与周期性回调的双因素叠加阶段。本轮经济转型以节能减排为抓手，一方面促进经济结构改善，另一方面也降低经济潜在增长率。在本轮周期性波动中国际因素作用明显，国际性“瓶颈”供给硬约束和出口需求的有限约束是本轮经济回调的重要成因，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经济转型与周期性回调双因素叠加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本轮经济调整的长度和幅度都将加大。为此，我们应当未雨绸缪，调整思路，预防经济由缓跌转向急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