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保护的要保护该公开的须公开

　　公民个人信息被肆意侵犯的沉疴，终于不再是无药可治。

　　据悉，目前正在审议的新刑法修正案，将增加专门条款，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根据规定，如果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将被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新刑法修正案的这一专门条款，比之仍在讨论过程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在保护私权利方面抢了速度。这一条款，尽管不像一些“显眼”的法条那般获得高关注度，但因其强调对于公民私权利的保护，显示出的同样是中国法治水平的提高。

　　公民个人信息被肆意侵犯，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新刑法修正案的专门条款中所列出的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机构，正是违规违法泄露公民信息的主要部门。当然，也有一些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出售信息谋利，此类现象亦不鲜见。

　　新华社曾有一篇报道如此形容个人信息被大量披露和滥用的情形：一位孕妇刚在街道有关部门登记，推销各种妇幼用品的电话便纷至沓来；一车主刚办理了新车入户，保险推销员便拜访到了家门口；一个人刚到电信部门申请了一部固定电话，房地产中介便打电话询问何时卖房子……

　　显然，上述报道所列举的问题，不过是个人信息被侵犯现象的冰山一角。从一个范围更大的视角去观察，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央视做过的一个调查显示，74%的公民有过信息被泄露的遭遇。这个数据或许并不十分精确，但至少指出了个人信息被肆意侵犯的严重程度。在教育领域，一度引起很大反响的“有偿高考查分”事件，虽然不是纯粹的个人信息泄露，但反映出亦是民众个人信息被随意使用，甚至被用于非法牟利。

　　如果说，在一个法制观念还较为淡薄的年代，公民个人信息被随意泄露，有着认知上的原因，那么近些年来，这个问题愈演愈烈，则主要是因为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是由于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给予约束和惩罚。

　　在这个背景下，新刑法修正案明确针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具有操作性的规定。尽管有法学者认为，刑法针对犯罪行为产生震慑作用，而对于不够刑事犯罪处罚的行为，目前仍然缺乏法律的支持，但新刑法修正案针对该问题列出专门条款，其积极意义还是显而易见的。而未来《个人信息保护法》若得以在立法机构通过，则可以弥补刑法的不足。

　　在法理的层面，新刑法修正案积极干预公民个人信息被随意泄露问题，无疑是尊重每一个普通公民的隐私权利，也是私权利的法律保护体系的又一次完善。比之一般的行政性干预，法律的干预来得更有力度，也更具有生命力。毫无疑问，保护好该保护的公民权利，这也应是一个法治国家对于公民的应有承诺。

　　如果在公民信息的议题上稍微延伸一下，那就应该提出另一个要求，即该公开的信息则须公开、透明。事实上，与公民个人信息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相对应的是，一些必须公开的信息，如政府部门应当公开的政务信息以及官员财产信息等，长期以来处在较为模糊和封闭的状态。

　　自今年5月1日起，一部名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行政法规正式开始实施。该法规的实施，无疑将大大增加政府信息的公开与透明程度，然而，政府信息公开，在实施中还有一定的难度，更有既得利益群体在起负面作用。而与所谓的行政惯性和惰性相比，利益的羁绊作用更为明显。至于官员财产信息的公开，本应是无所争议的选择。但恰恰是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停，刻意要将政府官员的财产信息视为个人信息的声音，并不微弱。

　　由于种种原因，官员财产公开问题仍处于一种困境之中，缺少制度性的强制措施，这与整个社会的期待距离甚远。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在此问题上有破冰之举，在前些时候制订出相关文件，要求把党政官员“收入申报”扩大为“财产申报”，并承诺在当地主流媒体及官方网站公示“财产申报结果”，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