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主编艾默特：我从不相信经济预测

　　比尔•艾默特 我从不相信经济预测

　　身为《经济学人》的主编，就好像是一直在主持着一场关于世界的讨论

　　邓郁

　　26年里，他从事着世界上最好的工作，走遍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

　　今天，他住在英国东南部萨默塞特郡一个叫埃克斯穆尔的海边村庄。

涓涓小河从家门前流过。不下雨的日子，带着狗儿穿行于山间和树林，呼吸清新的空气。这是《经济学人》杂志前主编比尔•艾默特“心目中的理想生活”。

　　2006年，比尔•艾默特正是知天命之年。他在主编的位置上已经干了13年，成就斐然。但是艾默特并不恋栈。“我已经是过去半个世纪里为《经济学人》服役时间最长的一把手了。干点新鲜事儿，才能活得更健康。对杂志也是一样的道理，需要注入新的血液。很多人会在他们50岁的时候买部顶级车，而我则决定换种活法。《经济学人》主编是这个世界上我所能想到的最棒的工作，但我还是想让自己更自由一些。”

　　“卸甲而不归田”，艾默特在去职后将他的日程一分为二：从记者角度撰写各类分析文章，还有对新书的调研。

　　有意思的是，艾默特光荣“隐退”，不过他的名字却不再像在（实行作者匿名制的）《经济学人》时那么“深藏不露”，而是大张旗鼓、明目张胆地印在了新书的封皮上。“这一次，我的名字和书名一样大得吓人！”在北京的“书虫”英文书吧里，艾默特对前来捧场的读者们开起玩笑。

　　《对手》是这本新书的简称。全名是《对手：中印日之间的权力斗争将如何塑造今后的十年》。作为亚洲专家，作者认为亚洲在沉寂了多个世纪之后正在快速觉醒，而中国、日本和印度这三个亚洲大国，在这个过程中也在经历着各自的演变，且正形成鼎足之势。它们各自不同的道路和政经取向，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亚洲和世界的未来。和《经济学人》的文风一脉相承，书中文字明快、易读，为数不多的图表清晰、简单。没有故弄玄虚。

　　尽管艾默特一再声明，“除了短期的天气预报，我从来不相信任何经济形势预测”，可是他的“粉丝”似乎并不买账。在书虫见面会的提问环节，热心读者不仅问到他对亚洲实行亚元可能性的预期，关心外商在华的前景，也穷追不舍地希望他能告诉大家，在他所揭示的中、日、印三国的角力中，究竟谁会最后胜出，或者是哪两强先诞生……就在会后签名售书的半小时里，还有一位印度学生见缝插针地请教艾默特自己“未来是留在中国好还是回到印度好”，一位叫穆哈默德的棕黑皮肤读者请教艾默特，“下个世纪是否会是中东的世纪？”当然，从艾默特身上，你从来都得不到关于经济走势的明确预测。但不用沮丧，你的问题很少会吃闭门羹，好脾气的艾默特总是乐于友好而坦诚地为人指出大概的方向。

　　“一个妄想型乐观主义者（paranoid optimist）。”这是多年前艾默特对自己的评价。今天，“妄想”已被“现实”取代，而“乐观”这个核心始终未变。艾默特说尽管问题重重，他对亚洲和世界经济的前景都表示审慎乐观。

　　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人

　　1956年，比尔•艾默特出生在伦敦。早年他在牛津大学摩德林学院攻读政治、哲学和经济。一个世纪以前，那里原本是希望从事殖民统治的官员和公务员接受教育的地方，后来演变成一个培养政治和经济记者的摇篮。这正符合他的心意。虽然被人形容为彻头彻尾的“经济学人”，艾默特却宁愿称自己是一个记者。

　　摩德林学院毕业后，艾默特进入纳菲尔德学院的研究生院，研究1944年到1947年间的法国共产党。同时他迫不及待地希望进入梦寐以求的新闻业。享誉世界的老牌杂志《经济学人》则是他的“第一志愿”。

　　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往事是，当时艾默特投递简历的所有媒体里，“只有《经济学人》对我态度最好，说抱歉暂时没有你的职位。”年轻人没有失落，转而再去牛津深造。一年半以后的事情充分证明什么叫“缘分天注定”。对他最“善意”的杂志再度打电话给他，艾默特得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份新闻工作：《经济学人》布鲁塞尔实习记者。

　　1982年，他成为该杂志伦敦站通讯记者。没干多久，机会再度向他招手。《经济学人》驻日本记者站要人，负责日本和韩国的经济报道，但应聘者寥寥。在那个饶有意味的、“人人都在关注日本”的年代，27岁的艾默特作出了毫不犹豫的选择：去。

　　地域阻隔和文化差异令他对这个国家一见钟情。“去之前我对日本没有任何预想。我觉得一个好记者的标准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少开口，多观察，勤思考。那10年里，好像人人都觉得日本会傲视全球，称霸世界，可结果不然。这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

　　语言问题在艾默特那儿并没有成为障碍。在定居日本的3年里，他利用住在东京中产阶级社区和“新新人类”聚集的大学区的便利条件，用自己敏锐的观察和感悟力，很快就对光怪陆离的日本社会摸了个门儿清。大财阀和卡拉OK统统成为他关注的对象。

　　1986年，他作为一名金融编辑回到伦敦。中间有几年，艾默特在东京和伦敦之间过起了“飞人”生活。日本经济和政治形态的演变，在他的脑海里越来越成型。在十余年时间里，艾默特完成了6本关于日本的著作，其中最有名的两本《太阳还会升起》（The Sun Also Rises）和《太阳还会落下》（The Sun Also Sets），分别“预测”了日本经济腾飞和衰落的征兆和背景，为他赢得了“日本专家”的名声。

　　1989年1月，艾默特转做商业编辑，1993年3月被任命为《经济学人》杂志第15任主编，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人”。在他任内，杂志的发行量翻番，在美国的发行数字远超过英国本土，占到全球的一半。艾默特让这本老牌英式杂志转变成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平媒翘楚。不仅如此，《经济学人》每年必出的各国调查报告也堪与CIA的报告媲美。

　　中印日三国演义

　　人物周刊：你知道中国有一部叫《三国演义》（艾默特立刻念出了它的英译名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的古典小说吗？而在你的书里，也着重写了三个国家，看起来似乎不分高下。那么关于中、印、日三国的强弱对比和相互关系你是怎么看的呢？

　　艾默特：最近我这本书的日文版刚在东京出版，日文书名没有这么剑拔弩张，出版商将其改成了《亚洲三国》（英译为Asia's Three Kingdoms），听上去“浪漫”而和谐。

　　这三个国家里，关系最为紧密的也许是日本和印度。不过事实上，三国中的任何两国之间都没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过去这些年里，中国成功地发展了与他国在政府层面的关系。和中国的古三国时代不同的是，现在的亚洲远远不止这三个国家。像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样的周边国家目前都很希望“拉拢”（involve）这三国加入地区合作组织。现在需要努力做到的，是保证在亚洲区域内，没有一个国家将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势力。这相当重要。

　　人物周刊：中国的崛起令人联想起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和二战后的繁荣。从发展的角度而言，中国和日本有可比性吗？

　　艾默特：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确实也在沿袭日本在19世纪曾经走过的经济现代化道路，开放国门，自由贸易，引进外资，提高科技水平等等，以此增强国家竞争力。日本很信奉“富国当强兵”的国策，中国当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两国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日本崛起的年代，欧洲殖民帝国风起云涌，抢夺和瓜分全球资源。日本也不例外，极力争取成为一个海上殖民帝国。今天，世界格局已经迥然不同。不再有殖民帝国的存在，贸易壁垒也在逐渐消减，在开放的全球市场上获取资源不再那么困难。所以，我认为中国不可能重走当年日本殖民帝国野心勃勃地对外军事扩张的道路。

　　人物周刊：这两年在中国国内，有关“中国崛起”的提法也逐渐为“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所取代。你从这其中嗅到了什么气息呢？

　　艾默特：我认为中国的政府官员也正意识到，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国际影响力，中国正在逐步强大。然而这种强大有时会令其他国家害怕。所以我觉得，提倡“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观念，是对这种国际舆论的一种正常反应。同时，正是因为正视世界大国曾经崛起和演变的历史，才诞生了像《大国崛起》这样在中国主流电视媒体播放的纪录片。

　　人物周刊：今年4月底的《经济学人》曾经做过越南的封面故事，称其为“亚洲奇迹”。然而时隔不到一月，越南金融危机爆发了。你认为这一回，越南，这个亚洲经济中的“优秀学生”会转变为引发新的多米诺效应的第一张牌吗？中国在这次的越南金融危机中会受到多大影响？

　　艾默特：我认为，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其实每过10年左右都会碰到这种所谓的经济危机。1988年到1989年，中国有通胀和经济衰退的问题。然后，1998年，也有明显的经济起落，大量的失业。所以，我认为，在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转型国家，国民经济长期保持在7%到8%的增幅，收入大幅提高，巨额的投资涌来，资本流动巨大，像中国和越南，发生这样的“常规的”经济危机很正常，也在预期之内。当然不容易控制。越南的通胀比中国厉害。在亚洲和世界范围内，通胀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印度、越南、中国、俄罗斯等国都是。不过我相信中国会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抑制通胀。否则，中国也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

　　人物周刊：上世纪后期，日本从一个曾经是高污染、高能耗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注重清洁、讲究能源再生的国度。中国应当从这其中吸取什么教训？

　　艾默特：中国可以学到的教训是，尽快地转型。政府要通过启动严格的法规，比如新的税收政策，迫使中国的工业企业变得“更清洁”；同时，工业企业也要能接受因为通胀和货币价格重估而带来的成本结构的调整，这样也意味着，必须通过提高企业运作效率来促成环境问题的改善。不过，“知易行难”。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很重视也多次提到这一问题。日本曾经有的教训就是，因为招致来自企业的极力反对，政府当时并不非常情愿作出决策改变。然而事实证明，所有的政策调整都是必须的，也能够成功地实现，并且能带来积极的效应。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腾飞，对中国应该是个很好的启示。

　　人物周刊：你在日本工作和生活的年月里，对他们在日常生活方面的这种资源节约和再利用，有什么特别体会吗？

　　艾默特：举个例子。和中国政府实行燃油补贴不同的是，日本政府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意地对汽车消费者征收汽油税，迫使国民考虑购买和使用小排量的汽车，尽量减少汽油的消耗，也迫使汽车制造商想办法研发和制造更环保的汽车。而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的货币政策也对这一问题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日元贬值，日本兴建了大量的高耗能、高污染的工厂。而今天，中国也有同样的情况。因为货币很便宜，所以很容易建成大量的外向型经济的工厂。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没有发生很大改变，政府还在保持币值稳定。但我认为，一旦人民币升值，对于能源和环境改善带来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

　　一场在智慧与无知间的较量

　　人物周刊：说到The Economist，这本杂志的名字在中国有两种译法，一种叫“经济学人”，另一种叫“经济学家”。哪种译法更符合你心目中这本杂志的定位呢？

　　艾默特：这两种译法都不符合这本杂志原本的定位。最开始，这本杂志的定义和宗旨是很难简单诠释的。因为，在1843年The Economist创立的时候，它本来的意义是更政治化的。在当时，Economist这个词在人们头脑中，更多的是关于“政治经济学”方面，反映的是政府和商业，以及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所以它是政治和经济的综合体，而不是像现在的译本所传递出来的，单个的“经济学家”，或者狭隘的学术层面的经济学的意思。可以说，我们的杂志名是带有一定误导性的。（笑）

　　人物周刊 ：在《经济学人》每一期的版面上，都印着这句“源自1843年，一场在智慧与无知间的较量”。这句话，表现的是一种对传统的传承，还是对过去的美好回忆？为什么没有像很多其他媒体一样，有一句类似口号的语句放在封面上？

　　艾默特：这句话是在《经济学人》创刊号上就有的。我想它首先是想向读者传递《经济学人》的悠长历史这个信息。这的确是一句很精妙的话，点出了我们所做的事情??智识分析，对于全球的时局给出我们自己的意见。这可以视作我们的口号，当然，要是放在封面上，会用更简洁的语言。我个人很喜欢这句话，不过一个漂亮的论述，也没有必要用大号字体放在显著的位置上啊。

　　人物周刊：身为《经济学人》的主编，成就感从何而来？

　　艾默特：身为《经济学人》的主编，就好像是一直在主持着一场关于世界的讨论，每一天，在你眼前和耳边晃过的新闻、人物，还有所有有趣的经历都不会错过。这种成就感，来自于我们可以透过每一期的杂志来“取悦”我们的读者，提升他们的智识；来自于不断发掘和培养那些卓越的作者；当然也来自于在我任期内，能够将发行量从50万提高到100万。

　　人物周刊：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呢？

　　艾默特：我也不知道。我想，我们只是用逐步提升的稿件质量，吸引了更多的读者。对《经济学人》而言，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应对CNN和互联网这样强势的即时新闻媒介时，更注重向读者提供关于国际形势和问题的观点，提供更多的价值观，更多有见识的分析，而不是止步于简单的资讯供应。《经济学人》更看重文章的品质，更严肃，更强调分析的专业性。我想，正是这样的坚持，使我们更加独树一帜，获得了全球读者的青睐。《经济学人》在过去20年里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越来越国际化了。我相信这样的一本刊物，也是在全球化时代最好的选择。

　　人物周刊：还有你们一以贯之的“作者匿名制”。

　　艾默特：对。这也是我们的特殊性。不给作者署名，是为了强调我们的“集体创作”的原则。其他的媒体都有作者的名字，甚至身份，我们没有。这使得我们显得很另类。《经济学人》就是要强化文章本身的杰出，要突出“写了什么”，而不是“谁写的”。

　　图：1993年3月艾默特被任命为《经济学人》杂志第15任主编，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