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如果财政简单地从总量上增税减支来稳定物价，则会影响就业；而减税增支，虽然能对就业机会扩大起一定的作用，但可能会对控制物价水平上涨不利。因此，在中国运用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运行时，需要进行特殊的考虑和合理的政策组合设计。

　　在货币政策和体制上最重要的是，疏通给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的管道，其次才是调节总量；需要调整和改革土地管理体制，让农村和城郊土地及其房产可以抵押融资。

　　■周天勇

　　2008年是宏观经济形势较为复杂的一年。财政和货币政策到底应当怎样调控国民经济运行，众说纷纭，各有各的看法。我认为，在目前经济增长趋势放缓、消费物价涨幅虽然回落但国内成本上升和国外输入型通货膨胀推动的压力仍然很大、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才有效果，而且副作用小，需要慎重讨论和决策。

　　我们先来看财政政策方面。简单的财政政策，就是在经济过热时，增税缩支；在经济收缩时，减税增支。中国过去除了在1998年财政发债扩张经济外，没有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财政政策。即使在1998年那次，也因财政增收过多，收缩效应和扩张效应相抵，财政政策作用不很明显。而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如果财政简单地从总量上增税减支来稳定物价，则会影响就业；而减税增支，虽然能对就业机会扩大起一定的作用，但可能会对控制物价水平上涨不利。因此，在中国运用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运行时，需要进行特殊的考虑和合理的政策组合设计。

　　我认为，要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实行结构性的财政政策。从政府的收入侧来看，要降低个人和企业创业、投资、生产、经营的税费负担水平。除了最近恢复纺织企业出口退税政策、财政给一些中小企业支持外，一是减少和降低政府及各部门对创业、投资和生产经营的各种收费种类和规模。其实，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工商总局所定的从2008年9月1日起停收个体工商户工商两费，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在近两年国家财政增收较多的情况下，针对质检、城管、卫生防疫、交通、行政等部门，应当进一步推进其收支两条线体制向停止收费而由财政拨款供养的体制转变，并且废除政府各行政部门和事业机构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的供养体制，政府各部门工资福利水平都要公平设定，收费和罚款与执行者的利益绝对无关。只有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减轻创业、投资、生产、经营者的负担，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二是应当调整政府收入结构。减轻创业、投资、生产、经营、就业领域的税收负担，如增值税从17％降低为7％，或者彻底改革生产型的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并且降低其累进幅度；开征和增加房产（包括政府的办公楼、培训中心等等）、土地使用、遗产、大排量汽车购买和使用（包括政府公务用车）、资源、排污等方面的税收；对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建立分红和预算制度，并将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其出租等收入纳入财政预算进行管理。只有这样，在不影响政府财政收入水平的情况下，一方面可以扩大就业，另一方面可以抑制不增加供给的投资和需求，从而减轻物价上涨的压力。

　　而从政府的支出结构来看，一是应当压缩政府行政和事业单位用于投资建设的开支，特别是压缩政府办公楼、培训中心、公车等设备建设及采购的开支，因为政府行政和事业建设的许多项目，大多是投资膨胀的因素，对物价形成需求压力，而不能显著地增加后续的就业。二是压缩政府行政和事业单位公务和事务人员出国的规模，因为这类出国，既增加纳税人的负担，消耗国内有限的财政资源，又将消费需求扩大到国外，对扩张国内就业丧失了其作用。在财政支出结构中，应当加大用于公共服务和民生的支出，如对处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的补贴，对社保资金的补充，对医疗卫生增加经费，加大对城乡低收入者的各种支出等等，均可以增加国内的消费需求，拉动就业，改善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的格局。近几年和最近，中央和国务院严格禁止党政公务人员和一些事业单位人员出国，严格禁止建设豪华办公楼和培训中心等等，调整财政支出多用于公共服务和民生，我认为，这实际就是一种很好的财政政策。近年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同比提高，无不与之有关。

　　再看货币政策和体制方面。由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消费物价上涨较快的趋势下，央行很少调高基准利率，而是用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来收缩流动性过剩。然而，我们在用货币政策稳定物价的方面也遇到了中国经济运行的特殊问题。一是仅仅靠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收缩流动性，体制内渠道的贷款资金价格没有提高，但资金却异常短缺，各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变为保大压小、保国压民、保政府投资压非政府投资、保重点压非重点，结果是严重收缩国民经济的就业容量，导致实际劳动力剩余和失业率可能大幅度上升，国民收入中城乡居民收入比例下降，消费相对萎缩，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更加失调。二是中国个体工商户的一半是农民，中小企业的90％是由农民创办的，但是农村和城郊土地归集体所有，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产不能在银行作为资产抵押，大量的土地和房产失去了抵押融资的功能，许多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守着资产不能抵押贷款。三是对于由于农民没有养猪积极性、企业劳动成本上升、国际油价上升输入到国内等因素导致的消费价格上涨，其与货币的流动性过剩相关性不大，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办法来对其进行治疗，效果并不显著。因此，实施简单的货币政策，来调控复杂的中国经济运行，结果很可能会给国民经济帮倒忙。

　　目前，在国务院的督促下，央行的政策进行了微调，各商业银行也在表面上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高度垄断的银行体系下，由于大型银行和条条管理的银行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贷款信息是不对称的，由于其贷款的固定成本和分摊成本相对较高，由于信用信息链太长和抵押资产薄弱而风险不易控制，让大型银行和条条管理的银行向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实质上是违背经济原则和规律的。从根本和长期讲，指望大型银行和条条管理的银行给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实际上是一种根本不可能持续的幻想。

　　因此，在货币政策和体制上，最重要的是，疏通给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的管道，其次才是调节总量；需要调整和改革土地管理体制，让农村和城郊土地及其房产可以抵押融资。银监会和央行要相互协调，除了将民间借贷合法化、发展贷款公司等等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在农村要大力发展村镇微型和小型银行，在城市大力发展城市社区微型和小型银行。微型和小型银行，它们对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其信息是直接对称的，固定成本和分摊成本比大型银行和条条管理的银行低得多，可以简便灵活地接受小额抵押资产，风险也易于控制。只有这样，在疏通金融体系中货币向个体、微型、中小企业贷款渠道的前提下，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才不至于成为严重收缩中国就业的有害的货币政策。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