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区委书记李贻伟:南海没有产业空心化的顾虑

　　2003年南海撤市设区后，李贻伟先后担任南海区委副书记、区长、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这一期间，也正是南海转型的关键时刻。

　　从改革开放之初为给民间经济营造平等环境的“无为政府”状态，李认为，现在的南海政府是“四有政府”??“有为、有效、有信、有限”。

　　西南板块的新规划

　　《21世纪》：改革开放以来，南海经济发展的经验被业内称为“南海模式”，不过不少南海人似乎不乐于以““模式”一词来描述这一成就，认为“模式”这一说法有将发展方式固化的嫌疑。您怎么看待这一提法，您认为“南海模式”(暂且称其为模式)的精髓是什么？

　　李贻伟：如果一定要说模式，现在实际上只有一个科学发展模式。区域发展的趋同性已经日益明显，竞争的优势要凸显出来越来越难了。因为大家相同的优势，相同的招数，包括特区都不特就是这个道理，关键是政策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在科学发展观这个模式中能不能早一点走前一点，那就很考验领导者的水平，如果你走前一点，就属于领先。模式往往就是给人一个学习的榜样，所以这个走得快和走得慢是有区别的。

　　至于在实际的操作方式上，我个人觉得不太有很大的差别。据我所知，中山、东莞、江阴、昆山都差不多。

　　以南海来说，我们将其分为东西两块，东部就朝着城市化的方向转型，就是从传统的县城变成城市。举个例子，如果说广州像东京这样一个城市去发展，那么我们就像新宿一样，不再把自己当成县城，不再说是制造业基地的配套服务。

　　西部板块同样1000多平方公里，这一块我们现在也不单强调制造业。西樵山那一片附近的区域，要发展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其实就是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的高新这部分。

　　这样制造业是不是又会削弱呢？不会，我们丹灶的一部分和整个狮山200多公里板块是制造业基地。这样就细化了各个产业，而不是说镇镇都冒烟。

　　南海也不是只朝一个方向走，所谓发展就是依托原来传统的地方文化、地方特色，也就这里的土壤、根基，再结合未来社会发展的需求，结合这两点从中间去找方向。

　　我们政府不可能凭空创造一种模式或者强加一种模式出来，那样大家都不会接受，一定是这里的老百姓、企业、群众认可的文化土壤，同时再加上符合它未来发展需求的社会和产业发展，结合这两点，我们政府朝这个方面去催化、杠杆或者撬动。

　　《21世纪》：有关南海的东西板块布局，据说最先提出的是东中西三个板块，西樵、九江、丹灶为一块，狮山为一块，东部的桂城、大沥等为一块？

　　李贻伟：西部确实分为西南和西北两块，偏南那块因为财力有限，所以就集中先做了狮山，集中投入了两三年的财力和人力，狮山也慢慢起来了。比如当时投入10多亿的园区，已经有300个亿的地区生产总值。

　　后来又再投向金沙大桥、西樵、九江这些西南地区。但是投入一两年后，我们就发现，这部分制造业的集群效应和竞争优势没办法和狮山比。如果真的把制造业放到西樵、九江等这些地方去，一是质量，产业水平，工厂的招商引资等都不够高，二是用地也不少，而且和周围的环境也不匹配。

　　我们正准备对西樵、九江这一块做一个新规划，年底讨论出这一区域的发展模式。现在的大致思路是，成立一个大概2亿左右的农业基地，就不再考察它的工业指标，让它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生态环境，找一条农业产业化的路。

　　“政府逼赶企业，这是很笨的”

　　《21世纪》：南海这几年很重视引资，过去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发展思路开始转变，外资的进入会不会制约南海草根的民间经济的创富动力？

　　李贻伟：南海的外资和民营企业涉及领域不一样，基本不构成竞争关系。即使有冲突也是很少，相互得益的机会比较多。

　　南海发展起来后会比较封闭，外资进来以后会让本土企业家发现别人的素质和管理都高得很。外资用了几个亿美金来建厂，长远计划非常清晰，这是标杆。而民营企业家之所以想做企业家是因为自己不想给别人打工，不服输，这也就促使他们的设备和管理都再上一个档次。

　　东芝进来，每年有45个亿以上的销售，南海民营企业家很聪明，马上聚集在东芝周围。东芝70%以上的配件是就近采购的，例如纸箱包装、模型模具、冲压机床等。

　　另外，外资进来以后税收和产值贡献，政府再也不用为所谓的“完成任务”而犯愁了，这也给了民企几年的时间来喘息，减轻了负担。

　　对民营企业，现在我们有一个“雄鹰计划”，把母鸡变雄鹰：一块是“孵化器”，和共青团搞的点子工程，奖励1万元，鼓励创业；另一块是政府帮助企业，从每个镇筛选一批企业，政府拿出1个亿的资金来做风险投资和担保资金，大概放大十倍左右，帮助中小企业融资。

　　《21世纪》：这两年，南海开始淘汰陶瓷等一批传统制造业，引进液晶、汽配这些新产业。最近关于广东产业空心化有一些争论，前两日，南海一位镇长说“我希望这些传统产业走，却也不希望他们那么快走”，我们觉得这一说法很有代表性，您有没有产业空心化的顾虑？

　　李贻伟：大家把政府看得太重了。企业自己的竞争力问题，周围人工、土地贵了，企业只能提升，或者迁出。政府逼他赶他，付出的成本太大了，这是很笨的。你把它赶走，再招一个进来，全是你折腾的。

　　《21世纪》：但是政府在产业调整过程中推动的痕迹还是很明显的，比如西樵原来100多家陶瓷厂，计划在2009年只保留11家。

　　李贻伟：为什么是11家，而不是10家？因为有考核指标，按照现在环保要求，按新的指标做出来的考核条件。水没有处理，考核后他们达不到标准，只有11家达标。这个线是公开的，不然企业早造反了，所以整个标准必须很透明。

　　南海没有产业空心化的顾虑，因为前几年企业已经遇到这种障碍，已经走了一批了，比如铝型材、陶瓷，有的去清远。有的企业以前抱着观望态度的，现在也不观望了。

　　所以，全部用行政手段调控，政府就过强了，而且伤了投资者的心，这种状况不愿意看到。所以这些企业走的过程中，我们还拿出很多钱，给他一些补偿，甚至把他留下来的土地功能再转变下，让它提升啊。否则的话，企业对区域没有信心，那过了几年你还会这样对待现在新引进的企业？我们不是这样做的。

　　《21世纪》：南海政府早前一直被称为“无为政府”，这在当年算是一种褒奖。不过，现在有一个说法是，政府有钱了，所以对经济干预强势了。

　　李贻伟：一定程度上，沿海城市政府比以前强势了，因为政府有钱了，珠三角一些城市一年五六百个亿的财政收入。

　　只要是领导，就有分高明的和蹩脚的，无非是两条最可怕：一个是喜欢被表扬，出风头，出一些工程；二是为了升官发财，暂时不说发财吧。高明的从政者，就应该把这个心去掉，不做形象面子工程，对经济不合适的干预也就少了。

　　我们现在是“四有政府”，“有为、有效、有信、有限”，不应该做的仍然不要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