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诉讼无小事

　　“如果你忽视社会弱者的权利和利益，那么你的权利也不能真正得到保护。因为，面对强大的权力，我们每个人都是弱者。”

　　??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创始人 王灿发

　　“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的办公地点，位于北京西土城路一栋老旧的居民楼里。

　　五层的红砖楼建于上世纪70年代，走廊的墙漆有些斑驳，房间窄小而低矮。尽管毫不起眼，但这几间拥挤的办公室，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中心。

　　在这里，中国第一家对污染受害者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的民间环保团体，和它的创立人王灿发一起静静走过了10年。

　　10965个热线电话、408封来信、599次来访和110多起案件见证了这10年。

　　站在不足15平方米的办公室内，王灿发热情中带着矜持。这位每天工作16个小时的环境法学者看上去精神奕奕，脸上不见一丝疲态。

　　“案件卷宗不在这里。”谈话中，王灿发合起文件夹，细心地把它归位，起身去另一间办公室取资料。有些拥挤的办公室非常安静，坐在其中，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为公共利益奋斗10年的骄傲与自豪，都沉淀在身旁那些蓝色文件夹中。

　　《财经时报》：您10年前创建“污染受害者帮助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初衷是什么？

　　王灿发：我最初对这一领域产生浓厚兴趣，是在1983年。当时我正在北大进修，程正康（我国早期环保法规的起草者）老师的课深深吸引了我。之后十多年，我在学习和研究中看到了我国环保法的艰难发展历程。相关法律逐步完善，环境却在日益恶化，为什么？公众参与不够、环境执法缺乏力度。

　　怎么改变这种局面？只有通过公众参与的方式，把公众的环境权和他们的利益结合起来才行得通。污染受害者是最有参与积极性的，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侵害。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可以在帮助他们维护权力和利益的同时，对污染企业造成压力，从而推动环境保护。出于这样的思路，中心在1998年10月成立，10年来一直为污染受害者免费提供法律援助。

　　《财经时报》：回首走过的10年，有哪些令您特别难忘的时刻？

　　王灿发：令人难忘的时刻，都是污染受害者的权利得到保障、环境保护法得以贯彻的那一刻。在四川盐边黄磷污染案、福建屏南氯酸钾污染案、贵州新义柑橘案等我们经手过的案件中，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石梁河水库水污染案。这个水库在江苏、山东两省交界，临沭县一家造纸厂和一家化工厂排放的大量的工业污水，造成以养鱼为生的97 户养殖户损失了560 万元。因为还有一个两省关系的因素在里面，所以养殖户多次投诉和上访，问题始终没有解决。2001 年养殖户找到我们，并提起诉讼。官司最终打赢了，但执行又遇到了困难。强制执行时，被告所在市、县两级法院竟于一天之内对两个被告下达了 7 份调解书，将被告财产转移，导致无资金可执行。中心就此事上书最高人民法院，题目是《关于地方法院制作虚假法律文书的反映》。2004 年春节，在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一位副局长的协调执行下，560余万元赔偿款终于全部执行到位。案发5年后，这些赔偿款终于到了受害者的手中。最令人欣慰的是，当地在此之后立即展开了水库的环境治理工作。所以，一个诉讼下来，其意义不仅仅是老百姓得到了多少赔偿，更重要的是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上取得了一次胜利。

　　《财经时报》：环境法规在国内的贯彻和实施，有没有明显改善？

　　王灿发：有所改善，但仍远远不够。执行力度的问题，长期以来都是难点，现在情况在一点点好转。除了老问题，立法上也有需要完善之处。我参与过不少环境方面法案的起草工作，比如最近的《水污染防治法》。这里就有应当规定而最终没有规定的地方，比如“按日计罚”、比如“公益诉讼”。提高违法成本，加强公共监督，才能提高环境治理效率。重庆市是“按日计罚”的好例子，它在地方法规里规定了这一点，当地监察部门的统计表明，改正率一下子从5％以下提高到了84％。美国也是一样，杜邦为什么因为特氟龙被罚了3亿多美元？就是来自“按日计罚”。从杜邦知道特氟龙有害之日起，每天罚2.5万美元。

　　《财经时报》：身为民间组织的负责人，您对近年来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状况有怎样的感受？

　　王灿发：真正的“草根”NGO并不太多。实际上目前在中国，民间组织分几大块，一个是政府组织的NGO，也就是常说的GONGO，比如环境科学协会、中华环保联合会等。这一部分占到了全国约30万家NGO组织的80％到90％。第二种是在民政部登记的民间组织，这些组织需要找一个挂靠的部门。比如挂在中国文化书院的自然之友。还有一类是以企业的名义来注册的，没有单位让它挂靠，比如“北京地球村”，它是在工商部门注册的。此外还有一些是提供对外服务的单位内部组织；最后一类是学生社团。具体到环境方面的公益组织，全国大概有3000多家，这其中学生社团占到60％到70％。可以说，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还是比较缓慢的。

　　《财经时报》：造成民间组织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灿发：经费问题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类似我们中心这样的组织，在国内很难找到赞助的经费。大部分NGO都是通过一些国外的基金会，或者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获取资金，这就产生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很多民间组织的经费来自国外。常有人问我，外国人为什么会出钱来支持中国的环境保护组织？最主要的原因是：环境保护是全球一体化的。但在国内，这样的理念还没有得到普及。实际上，什么样的机构应该资助环境保护组织呢？我认为应该是环境保护做得好的企业和环保企业。

　　《财经时报》：这一点怎样理解？

　　王灿发：环境保护做得好的企业，环境治理投入成本比较高，它们和在环境治理方面投入比较小的企业相比，就处于一个竞争劣势。它们赞助环境保护组织，在承担了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的同时，客观上也能够起到促进商业竞争环境更加公平的作用。环保企业也应该支持环境保护组织的工作。现在我国的情况是环境法规的执行力度不够，如果环境保护组织有更大的力量投入工作，起到更强的监督作用，会迫使企业重视环境治理，不但配备环境治理设备，而且持续运行这些设备，这本身也会加快环保企业自身的发展。

　　《财经时报》：目前国内企业有在这样做吗？

　　王灿发：没有。环境保护做得好的企业，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环保企业也没有，首先它们自身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实力还不够强；其次，在大部分环保企业的观念中，支持环境保护组织还不如维护好和当地环境执法部门的关系，环境执法严格了，它发展壮大的环境就好了。至于其他企业，很多都将社会责任等同于一些形式上的“公益”，“捐资助学”是好事。但在此之前呢？应尽的责任尽到了吗？环境治理设备也许有了，是在持续使用？还是在检查的时候才打开？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最终将向大自然付出高昂的代价。

　　《财经时报》：回顾中心的发展历程，能够为国内民间组织今后的发展提供什么样的经验？

　　王灿发：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从外部环境来说需要全社会对公益、企业对社会责任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从内部因素来说，民间组织应该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包括组织能力、管理能力、业务能力等。不知道怎么有效办活动、怎么管钱管人，肯定不行。还有业务能力，如果申报一个项目，却连项目的有关情况都不能研究透彻，怎么发挥作用？单就这一点来说，我们中心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学校（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的力量比较强，中心的志愿者有教授和副教授十多人、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士50多人。

　　《财经时报》：中心今后的发展方向如何？

　　王灿发：“为环境保护而奋斗”的宗旨将贯彻始终。在具体操作上，在以“为污染受害者提供免费法律援助”为主要手段的同时，中心还尽可能采取别的方式。比如，除了印制《环境维权通讯》等出版物、和其他组织相互交流之外，我们还连续7年举办了针对律师和司法人员的环境法培训，今年将是第8期。10月中下旬，中心还将组织服务对象为新闻记者的环境法讲座。我们相信每天为环境保护做一点小事，最终将改变整个环境。

　　王灿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主任。曾被授予“2005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2006年被亚太环境与发展论坛授予第一届“亚太地区环境与发展优秀实践活动”鼓励奖。2007年与英国查尔斯王子、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等一起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45名“全球环境英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