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华尔街“海啸” 多警醒少自悲

　　　始于去年4月的美国次贷危机愈演愈烈，终致华尔街发生一场金融大“海啸”。

　　当地时间9月14日，求救未果的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加上已被收购的贝尔斯登和美林证券，曾经风光无限的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中的三家，已在短短半年内相继倒于这场危机。

　　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距离美国政府接管“两房”（美国最大的两家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仅仅一周，惊魂未定中的市场信心即刻便为这宗美国史上最大的金融破产案吞噬殆尽。以股市为例，伴随美国道指、纳指同时创下“9·11”事件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全球其他股指纷纷创下近年新低，其中包括上证综指大跌4.47%，2000点大关瞬间失守。

　　次贷危机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蔓延速度之快、危害程度之深，已经远远超过初期预计，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美国正在陷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之中,由其引发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正在增大，并且还将导致其他主要金融机构倒闭。形势迫人，全球经济金融界必须深刻反思，这次危机竟然肇始于经济实力最强、金融体系最发达的美国，其发生、发展和传导机制究竟有何异常之处？

　　经营中的冒险、监管中的松懈，以及救助中的犹疑，这些显而易见的道德风险其实只是次贷危机的浅表成因，作为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中的基础性概念，道德风险并不是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的问题，其之所以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制度与理性经济人之间的矛盾，具体来说，即现代金融制度约束软化与市场主体追求收益最大化的本性之间缺乏必要的约束力量。

　　构建必要的约束力量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其中最为困难之处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点：其一，次贷危机反映出金融监管致命的悖论，即金融机构越是热衷于过度扩张，越容易将其风险转由公众承担，而类似接管“两房”等举措其实就是对此悖论的妥协，甚至是纵容；其二，政府活动除了同样带有造成市场失灵的信息不完善等问题，还有缺乏激励等行政部门特有的弊病，因此，冀望于政府能在事后进行足够的补救无疑相类于缘木求鱼。

　　除了理论中的困顿，次贷危机更来自于全球经济、金融失衡的现实土壤，其机理在于：坐拥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的美国通过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将美元转化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汇结余，然后再利用美国房地产吸收这些流动性，而这种用砖头回收美元的逻辑，其本质是将他国美元货币财富转化为美国国民财富。

　　由于许多国家和地区缺乏投资渠道和多元化策略，最后采取的方式只能是将大量资金投入到美国本土市场并不惜采用低息竞争策略，美国国内则乐于通过双赤字弥补消费/储蓄缺口，两者结合导致世界基础货币迅速膨胀。2002年以来，世界GDP年增长率一直维持在2%~5%之间，而世界货币年增长率却始终保持在10%以上，有的年份甚至高达25%。显然，此货币增长与实体经济所需相互脱节虽有其短期必然性，但无法长期维持，次贷危机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值得指出的是，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为了保持美元国际通货的地位而采取了多种救市举措，这些举措也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稳定市场、提振信心的作用，但是，如前所述，这场危机深刻揭示出的全球经济、金融失衡不会因为这些举措而出现根本性扭转，加之美元适度贬值结果客观上有利于美国削减政府债务且大幅收窄贸易逆差，因此，外汇盈余国家不能坐等美国行动而应开展积极自救自助。

　　资料显示，目前海外机构共同持有的“两房”债券即超过2万亿美元，其中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无可奈何地持有“两房”债券3760亿美元以及美国国债约5000亿美元，目前来看，这些美元债权已经暴露在巨大的风险敞口下，故而为今之计，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债权国必须以次贷危机为鉴，共同致力于构建可持续、可共赢的全球经济、金融新秩序。

　　进而言之，面对华尔街的哀鸿遍野，中国经济金融界也不必过于惊慌。虚拟经济泡沫的戳破，未必完全是坏事，且华尔街的动荡，对于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亦须进一步观察。而对于中国而言，由于中国资产价值仍可乐观期待，国人在对次贷危机的本质，及经济失衡的现实有更深刻认知的同时，也要对自身更多些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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