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衷共济，共渡难关

　　　他山之石可攻玉

　　“两房”、雷曼兄弟和AIG相继陷入困境，标志着自2007年秋天开始的次贷危机已进入第二波高潮。对于危机的后果，先有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损失将超过亚洲金融危机”之说，后有金融大鳄索罗斯的“60年来全球面临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断言；“一生唯谨慎”的格林斯潘则惊呼：美国正陷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很显然，在索罗斯和格老心目中，是有一个参照坐标明明白白摆在那里的，即1930年代席卷全球的“大萧条”。

　　不过，现有的许多研究文献表明，“大萧条”事实上也绝非没有可能避免。例如，弗里德曼等人就说，如果不是当时的美联储采取了错误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其后果或许不至于这么惨烈和持久。

　　而另一种更容易为多数人所接受的观点是，在当时世界各国基本上采用金（汇兑）本位制度的情况下，在危机爆发之初，由于美国率先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导致各国纷纷效仿，试图将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结果反而加剧了危机在全球迅速蔓延的速度和烈度。

　　时至今日，全球化已经将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无论哪个国家，都需要多一些理智，多一些责任感，多一些合作，和衷共济，共渡难关。

　　应当说，过去一些发达国家内部的所谓“政策协调”，已在某种程度上将这个词语贬义化了，甚至成为替美国埋单的代名词。例如，1985年的广场协议和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反映出美国在“政策协调”的幌子下，试图通过牺牲日本、德国等国的经济利益，扭转其外部失衡。

　　然而，今天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毕竟与20多年前大不同了，如果回归国际政策协调的本义上来，其目的无非是为各国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平稳有序的外部环境。更重要的是，既然是协调，就不存在谁服从于谁的问题，各方是一种平等互助的关系，是使所有人的收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化。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最终决定接管“两房”和AIG，本身也是国际协调的结果。鉴于东亚国家和中东石油输出国持有大量与“两房”有关的机构债券，而AIG在亚洲也有广泛的业务和影响，因此，美国在决定“两房”、AIG前途命运时，有责任将债权国的利益考虑进来，这对维持全球贸易结构今后继续平稳运行至关重要。

　　从欧元区和日本的角度来看，由于与美国金融市场联系紧密，加上自身经济已处于衰退边缘，因而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美欧日之间曾多次联手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最近一次就在雷曼兄弟事件发生后。如果再往前追溯，自2005年以来，美元兑非美货币长期走弱，刺激了美国出口强劲增长，这为美国熬过次贷危机第一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目前最为世界、特别是美国关注的就是，如何处理手中大量的美元资产———是预防性减持，还是继续持有？前者将造成恐慌性抛售，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震荡，根据“囚徒困境”原理，最终所有人都会成为输家；而后者虽然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有助于稳定局势、促进全球经济尽快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