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经济特区这片改革开放试验田里，证券市场是硕果之一。当居民收入渐增、价格改革先行、国家投资有限、企业融资困难之时，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深圳人把目光转向了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建立。从最初的无人购买，到后来的全国炒股大军云集，以至上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一次大起大落和“8·10”新股认购事件，证券市场在经历着考验的同时也积淀着规范的力量。
《第一财经日报》：1983年，宝安集团前身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正式成立，以向社会公开招股的方式组建公司，成为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深圳企业有股份制改革的动力呢？这又和当时的融资环境有什么关系呢？郑良玉：深圳从宝安集团开始搞股份制试验，那时没有证券市场，宝安集团从集体经济向大工业转型，他们参考了香港地区的方式来试验，搞股份制。另一方面深圳又是经济特区，大家都有很强的探索发展理念，所以做得早。公司还印发了股票，但没在市场上流通，只是股权凭证。
当时发行股票的除了深发展外，多是中小企业，主要原因是两个：一是改革风险的考虑，中小企业相对风险要小一些；二是当时勇于改革的、跑在前面的基本都是中小企业，如万科改革劲头就很大，认为股票市场等于给他们添了翅膀，所以很积极。原来我们企业发展都要靠银行贷款，但筹资的另一个渠道是股市，更有利于直接监督企业经营。而且中小企业贷款比较难，资本市场的筹资成本比较低。《第一财经日报》：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全国各大中城市才开始进行价格改革，企业改革多在探讨承包制，而深圳面临的情况似乎已经很不一样了。郑良玉：
那时全国关注的问题和深圳面临的的确有很大不同。全国讨论比较多的是价格怎么放开等，而深圳这些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特区开始尝试产权制度改革和融资改革等，所以改革试验的超前性比较强。那时全国是计划和市场双轨制的改革，而深圳特区则完全是以市场为目标的。深圳价格改革比较早就基本完成了，如蔬菜价格体制改革，当开始放开市场后，价格上涨不少，但后来全国蔬菜都运来了，周边地区的农民还到深圳来种菜，价格就回落了，这一轮改革的经验就告诉我们价值规律是起作用的，也坚定了市场经济导向这条道路。我的体会是，尽管有时我们已经很大胆的预想，但实际的发展还是比我们预想的快，这就说明改革方向是对的。
2 从不敢买到炒股风《第一财经日报》：开始发行股票时政府还曾经要求干部购买？郑良玉：1987年前后，深圳大概有100多家股份制企业，就开始研究证券市场了。不过那时并没有引起外界很大关注。一些股份制公司经过批准尝试着自己发行股票，但大家不敢买，那时没有什么一级市场、二级市场，股票都是公司自己推销，原始股按1比1（股票面值1元发行价1元）也难推销，更谈不上溢价。政府就动员干部买股票，支持国家改革，如动员买国库券一样。当时深圳没有股票交易所，只有一家证券公司下设三个证券部，房子都很小，很清淡。后来1989年有分红了，特别是深发展，大家马上感觉到了股票的价值，一下子踊跃起来。到1990年底，已经有股份制试点企业200多家，其中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5家，它们是深圳发展银行、金田、万科、安达和原野等公司。《第一财经日报》：从没人要原始股到开始有了交易，再到过度投机，这个过程发展得太快了。你说过，炒股风成了贸易风潮、房地产风潮后第三个发财的机会。郑良玉：是啊。我1990年初到深圳任市长时，就面临着这样的情况。当时证券公司就一家，大家交易多了根本适应不了。这就出现大量的场外交易，很多都在马路边，比较乱。我到深圳最初的一个月都在做调查，一看街头就明白了，感到问题相当严重。不仅这5家上市公司股票买卖活动大量在场外，其他公司也印出一些单子说这是某公司的多少股，每股多少钱，拿到市场上去交易，都有人买，黑市猖獗。我认为交易必须有法治保障，要监管。如果不果断加以解决，可能要出大问题，如出现大量经济纠纷，而且最后还是要政府承担。所以，我到任后发的第一个政府通告就是整顿股票市场，取缔场外交易。当时这个决定的力度非常大，通告通过的时候市委书记还在日本访问，已经来不及等他回来商量了。
3 证券交易“开正门”
《第一财经日报》：场外交易一下被禁止了，但场内合法交易却如你说的地方很小，证券公司也非常少啊。郑良玉：在整顿场外交易的同时，我们做了三件事：一是证券立法，起草股票上市和交易管理办法；二是加快组建证券公司；三是成立证券交易所。在市长直接管理下，我们设立了市政府证券领导小组，由在英国工作多年并有金融工作经验的副市长张鸿义担任组长，并吸引了不少懂证券的人才，起草了股票上市和交易管理办法、交易所章程，紧锣密鼓地开展交易所各项筹备工作，到1990年11月基本就绪。我们证券交易所试开业的时间比上海早，1990年12月1日就开业了，不过当时人民银行总行还没批下来，是我们领导班子到现场去拍板定的，当时非常迫切需要把证券交易纳入法治化轨道。我们自己定了，试开业了。为保证上市公司质量，规范其行为，1991年出台了公司制条例。取缔场外交易后推动了证券公司的建立。我们当时出台了一个政策，就是鼓励各省市银行来深圳办证券公司，各地非常乐意。1990年，一批合法规范的证券公司发展起来，后来这些公司又成了交易所的会员，派出代表进交易所交易。这样，证券交易开了正门，堵了歪门，深圳证券市场初步走上了有序的轨道。
4 大涨大跌与企业“托市”
《第一财经日报》：1990至1991年，深圳股市经历了从“全国炒股大军南下”到股市大跌的转变，你不得不与几家公司老总商量“托市”，你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郑良玉：从场外交易到证券交易所交易后，我们又面临着新问题，一是供求不平衡，僧多粥少，要买股票的人多而股票很少；二是当时我们还远没有形成一套符合国际惯例的证券市场法律制度和运行机制，很快就出现了过度投机，很多人认为只要买股票就能发财，开始一天交易不过几千万，后来就几个亿了。虽然我们搞了涨停板制度，但也无法抑制股票迅猛上涨的势头，股票价格背离了其价值，失去了控制。当时全国炒股大军纷纷南下，面对膨胀的需求，供给严重不足，深圳就5家上市公司。我们多次找人民银行总行请求多批准一批上市公司，总行非常重视，也派了同志来深圳具体调查股市情况。我们都认为要解决过度投机问题，必须研究供求关系，在继续规范市场、加强监管的同时，增加股票发行。不过当时金融界总的看法是不赞成多发股票，担心银行存款搬家，或者认为股票就是投机。后来，人民银行总行1991年批准增发5家上市公司额度。过度投机造成的大涨中孕育着大跌。1991年7~9月股市大幅下跌，深发展从150元最后跌到15元。这也是跌过了头。我们认为大涨后大跌尽管合乎规律，但过低的股价对股份制进一步发展不利。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一些调控措施，维护股市健康发展。当时我请了几家大公司来谈，请他们出力托市，维护市场稳定。一些公司有顾虑，怀疑政府没能力托市，我就说这是名利双收的事，股票价格现在已在价值之下，必然回升，而这样做维护了股民的利益，老百姓会感谢你们。会后有个老总问我说，郑市长，你给我个底，究竟希望我们投多少？我说，我不是在这里指令要多少，而是找你们通报信息，分析形势，共同准备如何面对，投多少你们自己分析。最后实际投了8000万元，为企业赚了很多。后来到1995年又出现一次股市滑坡，有人也主张托市，我说现在盘子很大，谁也托不起，而且股份制发展到这个阶段，要垮也不容易，应让股票价格按照价值规律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5 解决压力
《第一财经日报》：上世纪90年代初，姓“资”姓“社”的争论很多，股市也是焦点之一，当时压力大吗？你们是怎样度过的呢？郑良玉：在股市高涨时，1990年第三季度，高层领导批转来一封群众来信，说我们深圳股票市场是搞资本主义，干部腐败了，认为证券市场应该关掉。这个信转下来就我和市委书记知道，我们心里对改革的方向是非常坚定的。股份制改革不单是经营体制改革，还是产权和融资体制改革，对今后改革会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现实压力怎么办？那就要取得中央的支持。而且我们从廉正的角度考虑，1990年11月还作出决定，党政干部不能买卖股票。1990年10月举行特区成立10周年庆典，江泽民同志来深圳，庆典后召集各省领导座谈，我们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别的工作我没汇报，专门谈股票市场，主要观点是股票市场还要发展，不能后退。江泽民同志没有马上表态，因为接下来还有很多省市汇报，但当天晚上传来江泽民同志的明确指示：股票市场问题，应该让深圳继续试验。同时把参加庆典的中顾委委员周建南同志留下，请他和我们一道研究股票市场下一步怎么搞。中央非常支持深圳特区的改革。《第一财经日报》：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给你们发展股市给予了巨大支持，你和其他深圳领导当时聆听了小平同志很多讲话，能谈谈当时的细节吗？郑良玉：1992年1月19日，早上9点钟，火车到站后，小平同志走了出来。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和我迎上去分别说了一句话，我当时向小平同志说：“深圳人民盼望您来，已经盼了8年了。”这句话几乎是脱口而出的，没有事先准备，但确是我们深圳人民的心声。小平同志一到驻地就告诉我们想出去看看，他还表示不听汇报，所以我们就没安排专门的汇报会。小平同志边看边谈，我们也边介绍情况和回答问题。在国贸大厦他谈得最系统，强调改革开放不可动摇。关于股份制、股票市场姓“社”姓“资”的争论当时十分激烈，对于深圳的试验，小平同志给予了我们极大支持，他说了那段著名的论述：“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
在与我们临别时，小平同志本已走出了几步，但又意外地转身走回来，握着我们的手再次叮嘱说：“你们的胆子要更大一点，搞得更快点。”小平同志巡视后，深圳在资本市场和高科技产业两方面特别加快了发展，我们和全国四个高校、科研机关比较集中的城市——北京、成都、西安、南京的十几所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横向联系，实行产学研合作。我带队组成代表团访问这几个城市，受到各方面的热烈欢迎，当时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渠道非常缺乏，所以我们去了效果很好，也大大加强了深圳市的相关产业力量。这些都与小平同志南巡的鼓励分不开。
6 失误与股票发行方式新阶段
《第一财经日报》：1992年8月9日至10日，深圳100多万股民排队争购新股认购证抽签表，场面一度失控。之前一年，你们的发行工作曾广为百姓赞扬。郑良玉：我们原来的发行方式，就是5家公司自己承销，没有公开发行，没什么承销商和代理商。后来禁止干部买股票，就是因为干部可能利用权力买到原始股获利。我们对新股发行方式进行改革，就是要符合廉正原则，也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我们当时提出，1991年争取到的5个上市公司1.5亿元的发行指标采用公开发行的方式。按国际惯例，公开发行股票需要委托证券承销商，而承销商推销方式，我们决定由认购者向证券发行公司申请。如果申请数量等于发行数量，则按申请数额执行，如果申请数大于发行数，则按抽签方式决定认购数量。因为认购申请有时间限制，就出现了提前一天的排队情况。我当时很担心，一个点一个点地去看，当天晚上看到两三点，看到排队比较有秩序。第二天下午，各点通报已经发行完了，我松了口气，老百姓排了一天队，很辛苦，但毕竟有了收获，很满意。当时还收到很多电话和信件，对公开发行表示赞赏，感谢市政府考虑老百姓利益，发行工作组织得也好。《第一财经日报》：不过该事件也促成了国家证券监督市场管理体制的初步形成。你能详细谈谈当时的情况吗？郑良玉：1992年我们又申请到5亿元的指标。我们想到1991年发行时60多万人排队，一个身份证买一张，尽管没有出问题，但成功中也包含着风险。于是就建议采取预付存款方式，时间拉长，避免排队。我们把这个建议拿到市证券领导小组讨论，人民银行的同志觉得在做账方面有困难，后来我们建议设立专门购买股票的存款账户，5000元为一户，专门处理，再根据存款的号码抽签，决定中签。不过群众强烈反对变更发行方式，从市长信箱、市长电话、群众来访等渠道都传来了这一反对呼声，他们认为这个办法谁钱多谁就能多开户多买股票，不公平，还是之前的办法好。我问了有关同志，大家讨论了这些意见，但观点不一致，他说大多数同志考虑到群众呼声赞成不改，很担心风险。当时已经离预定发行日期很近了，最后决定用原来的办法，但明年一定改。同时组成指挥部，加大管理力度，维持发行点秩序。8月6日晚，发售公告由深圳电视台播出。其中说，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约为10%，每张中签表可以认购股票1000股。8月9日、10日两天内把50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售完为止。为减少排队，每一排队者最多可持10张身份证买表。8月7日，我上班时看见满街都是人，营业点到处黑压压一片。我想还有三天，这样下去问题十分严重。但已经覆水难收，只能通过全力工作来弥补。我对全国各地股票炒家汇集身份证买股票的形势没估计充分。后来才听说一些炒家到惠阳、宝安等地租身份证，有的甚至整村、整乡的人将身份证租出去，有的人甚至带了上千个身份证来深圳。有估计，全国各地汇集到深圳的购股大军有130万，
8月8日
，广州到深圳火车票被炒到500多元一张，原价是50元。从7日起，男女老少就一个挨一个地排队，吃饭就靠面包，矿泉水卖到15元一瓶。几天下来，万幸没出人命。9日上午11点，有营业点反映，说认购证已卖完。听到这个消息先是高兴，但一想，怎么这么快就卖完了呢？上次发行到下午才卖了300万张。后来接到一些举报，说哪里哪里开了后门，我就请监察、公安去查。下午1点，各营业点均公布售完。调查虽然还没结果，但我预感群众反映的舞弊行为是有的，这给我们这次发行工作安下了颗“定时炸弹”。10日晚上，股民集会了，群情激昂。市委书记和我立即主持召开会议，提出，一是要做好宣传疏导，尽量避免激化情绪，造成更大对立。明确表示对舞弊人员惩办，立即组织人查处；二是要准备扩大发行。因为群众的愿望就是买股票。股票发行要中央批准，市委书记李灏给李鹏同志打电话。李鹏同志同意了，这对解决后面的问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0日晚上事态平息了，11日下午按时发行了增发的认购券。留下的问题除了组织查处舞弊人员，就是深刻反省，总结教训，面向今后股票市场发展，改进我们的工作。我们当时提出了三条主要的决策失误：当时全国炒股大军下深圳的形势缺乏正确估计；对腐败现象产生的可能性虽有估计，但没想到事情如此严重；发行方法最大的弊病是限时限量又有了中签率，刺激了购买欲望又造成了紧张争购的局面。这是我人生经历中最为震撼的一次事件，当然教训也是最深刻的一次。不久中纪委派出调查组，对发行中的舞弊人员作了处理。失误的教训也使我们变得更聪明起来。以该事件为分水岭，股票发行方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93年采取了无限量发售认购表和与储蓄挂钩的发行方式，实现了深、沪两地50亿新股的顺利发行，此后又采取了专项存单的方式发行，并开始探讨公开竞价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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