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又现“诸城模式”

　　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又现“诸城模式”

　　■案例Ｄ■本报记者 崔克亮

　　想要“盖个章”、看个病、问个“说法”，来回就得一整天，有时还找不到办事人员，跑两三趟未必能办成。这是以前许多诸城农民的真实写照。

　　前松园村５６岁的王作林就为此吃过苦头。村子离市区１５公里，离街道驻地２５公里。２００６年９月，王作林的岳母病故，因为是五保户，按政策，４０００多元的住院费、火化费应由村集体承担，但村里说“没钱给”。王作林骑着辆“老来乐”三轮车，跑了市里跑街道，问完民政找信访。“答复得挺好，就是办不了事。”王作林说，“人家管着成百成千个村呢，咱这点小事可能也顾不过来。跑了几趟我就灰心了，还不够折腾人的呢！”

　　 去年７月２８日在全市首批试点运行的舜王街道松园社区服务中心，帮他解了这道难题。王作林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到新设的服务中心办事大厅，工作人员受理后３次到村里协调，讲政策，出主意，最终说服村里如数支付。

　　　 　事儿虽小，但王作林心里很温暖：“政府就在咱身边，办事方便多了！”

　　把政府的公共服务送到农民身边，让农民享受到跟城镇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正是诸城社区化建设的初衷所在。

　　公共服务缺失催生农村社区中心

　　诸城农村社区建设，就是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结合乡镇区划调整和机构改革，把地域相邻的几个村庄规划为一个社区，乡镇政府在社区设立公共服务机构，建立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体制和机制，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而这一创举的实施，正是缘于此前农村公共服务的缺失。

　　近年来，诸城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差别依然很大，突出表现是政府公共服务的城乡差别，并且仅靠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自我服务，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公共服务缺乏问题。

　　诸城面积达２１８３平方公里，有１３２９个村（居），部分农村位置偏远，农民居住比较分散。舜王街道的张柳庄，距街道驻地近４０公里，村民到街道办事，来回几十里，少则半天，多则一天，很不方便。

　　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农村税费的改革，乡镇政府和农村基层组织的管理职能越来越弱，农民对政府的管理需求越来越少；相反，农民对医疗卫生、科技服务、社会治保、计生优抚、转移就业等公共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然而，面对农民的服务需求，政府却缺乏有效的服务平台。政府公共服务资源大多集中在城区和乡镇驻地，城乡分布严重不均，农村公共服务资源非常匮乏，一些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很难得到公共服务的“阳光普照”。这些，是农村社区建设的“内在动力”。

　　近几年，诸城先后进行了３次乡镇区划调整和机构改革，原来２３个乡镇（街道）撤并为１３个，机构精简，岗位减少，出现了近千名富余人员，具备了建设农村社区、加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人力资源和客观条件。

　　在这一背景下，２００７年上半年，诸城市委、市政府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强农村社区化服务与建设的意见》及《关于农村社区化服务与建设考核奖励办法》，确定“用１年左右时间全面推行农村社区化服务和管理”。

　　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诸城不是在部分特定区域如城郊搞社区化改造，也不是把村庄“翻牌”成社区，而是在全市农村规划了２０８个社区，每个社区一般包括５个村，在中心村设社区服务中心，所服务的村庄一般在２公里半径内。这样，全市１２５７个村庄都纳入了“２公里社区服务圈”。迄今为止，这２０８个社区服务中心已全部建成。

　　“建设农村社区，就是为了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产品缺乏的问题，打破公共服务产品供给上的城乡二元结构。”诸城市委书记邹庆忠如是说。

　　社区职能：服务而非管理

　　诸城农村各个社区服务中心一般设有医疗卫生、社区环卫、文教体育、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社区治保、志愿者等７个服务站，也就是他们通常说的“七站一中心”。

　　诸城农村社区建设的原则是“政府主导、科学定位、贴近基层、服务农民”。在社区定性上，明确为服务农民的平台，不是一级行政管理机构，与所服务的村（居）不是隶属关系，社区不能干涉村级日常事务；在职能定位上，具体承接政府部门依法延伸的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在社区运行上，实行“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同时明确，乡镇政府（街道）需要社区协助完成的行政事务或临时工作，要与社区协商。

　　在社区建设上，诸城按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度、便于服务及中心村具有发展潜力”的原则，确定农村社区的空间布局、社区所在中心村及服务范围；服务半径一般在２公里，涵盖５�湥陡龃濉ⅲ保埃埃埃�２０００户，村庄集聚度高的可适当增加村数。

　　诸城规定，每个农村社区配备７名以上专职人员，主要从乡镇（街道）机关中选派；对选派到社区的人员，从职称评定、评先树优、提拔重用、工资报酬等方面给予鼓励，要求乡镇干部提拔对象至少要有半年以上农村社区工作经历，激励干部对农民用心服务和真心服务；将社区建设纳入乡镇重点考核内容，对社区服务成效明显、群众满意度高的乡镇给予奖励；建立了社区服务运行机制，制定了“部门参与制、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制”等规章制度，形成了“一门式”集中办理服务机制；在资金投入上，建立了以市镇财政投入为主体、以部门单位帮扶为辅助、以社会捐助为补充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社区中心改变了农村公共服务“边缘化”状况

　　 “农村社区打破了政府公共服务产品供给的‘城乡二元结构’，改变了农村公共服务‘边缘化’状况，使农民真正享受到了公共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城乡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的一体化，奠定了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基础。”邹庆忠这样评价诸城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的意义。

　　诸城的实践表明，农村社区建设推动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将政府的服务和管理职能，延伸和转移到了社区，使村级组织能够腾出精力抓发展，解决农民关心的利益问题。

　　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推行农村社区服务，为转变政府职能搭建了平台，促进了政府职能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政府服务由城镇向村户的延伸；找到了一条消化安置乡镇机关富余人员的途径，将８００多名乡镇富余人员安排到了农村社区。

　　加快了乡村文明进程。社区通过倡导互助、调解纠纷、加强治安等，提升了乡村文明水平，促进了乡村和谐；农民群众在享受政府公共服务和参与社区建设中，正在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诸城模式“在全国来说是一种创新”

　　今年５月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诸城市考察工作时认为诸城市推行的农村社区化服务与建设、农村社区党建，方便了群众，加强了基层党组织建设，巩固了基层政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在全国来说是一种创新。

　　７月１９日，推进农村社区化服务暨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理论研讨会在诸城市召开。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黄守宏，民政部基层政权与社区建设司司长詹成付等专家先后发言，着重从理论角度对诸城的农村社区化服务与建设进行研讨，充分肯定了诸城的做法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