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痼疾：定价权旁落和政策失误

　　唐智勇

　　自从07年四季度以来，国家开始紧缩银根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以达到“紧缩”银根的目的。但境外热钱却乘虚而入，其数量已经与我国的外汇储备相差无几。紧缩的货币政策造成了经济增速的下行，而大量热钱又使得通货膨胀也没有因央行的“紧缩”有所下降。

　　央行现在所采取的“抑制通货膨胀”的办法是寄希望于控制货币发行量的“紧缩”来达到的。这种做法是建立在货币“金本位”体制条件之上的，但该体制的货币发行基础“布雷顿森林体系”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崩溃了，皮之不存、其毛焉附？

　　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成因，一是进出口商品定价权的旁落，二是政策上有失误之处。

　　一方面，中国很多进口商品的定价权由外商直接撑控，如铁矿石等产品；另一方面，中国很多出口商品的定价权也由外商直接撑控，比如丝绸。

　　我国当前进出口商品定价权的旁落，使得进出口商品上涨造成我国物价上涨，乃至形成输入性通货膨胀。

　　央行为了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到17.5%的做法其出发点虽然是好的，但它造成了国内企业资金严重短缺，为境外热钱乘虚而入创造了条件，抵消了央行的紧缩效果。虽然最近央行又对“存款准备金率”有了一点微弱的下调，但其并未能从发展经济的实质上解决问题。

　　按照《权本位》货币理论，国家每年发行的货币，首先必须全额投入到社会实物财富生产领域中去促进社会实物财富增长，才能“抑制通货膨胀”。

　　这是一个货币(产业)政策导向的问题，我们认为央行的“一保一控”政策应该将其列为货币投向的重中之重，只有这样才能将国家发行的“法律货币”在其“时滞效应”周期内转化为“商品货币”，才能将国家因发行“法律货币”向社会和民众的“无形举债”在其“时滞效应”周期内向社会和民众完成“有形偿债”，才能使“国家权力”的“法律货币”之第一推动力转变为“商品货币”的持续推动力，经济才会发展，社会才能进步，才能抑制现代《权本位》货币条件下的“通货膨胀”。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抑制通货膨胀”和“防止境外热钱”与“促进经济增长”，最有效办法就是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把握好货币(产业)政策导向,促进经济增长 ，提高人民的“有效收入”。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文中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