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金融街 成都欲成西部金融中心

　　本报记者 吴鹏 实习记者 郑智 成都报道

　　成都东大街，这个中国最早纸币“交子”的诞生地，将打造成西部的金融中心。

　　9月26日，在首届“中国成都金融街论坛”上，成都市锦江区区长张济环表示，锦江区将通过东大街提供金融服务，催生新兴产业，为试验区的建设提供建设动力。

　　今年5月份的大地震给整个四川省造成的直接损失为9000亿，目前来自各方的援建基金约有2500亿，成都必须有更加高效的资本措置手段，撬动社会资金以补充缺口，并且对整个区域的产业进行整合。

　　“五年的时间内，成都要建立起有区域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和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体系，包括银行、证券、基金、保险、信托等。”张济环说。

　　同时，整个中国的经济处在周期性的回落中，从2000年至2007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急剧扩张期，掩盖了金融缺欠，整个社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度过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主任巴曙松也表示，地震之后，我们的金融体系发现了在农业保险、巨灾保险和社会救济方面的种种缺陷。同时我们处在改革30年以来重要的经济调整期，金融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空间。

　　“在这种大背景下，成都要打造西部金融中心，应该在实体经济的支持下，立足中国实际的需求。”巴曙松说。

　　“功能性政策”

　　打造金融中心，离不开政策的支持。

　　在成都之前，中国现有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中心有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中心、北京金融街、天津滨海新区金融街。

　　上海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秘书长杨周彝是当年陆家嘴金融中心的亲历者，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浦东在国内率先提出了“功能性政策”的概念并进行了具体操作。在中央的支持下，当时浦东新区不仅有全国各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经济特区的全部优惠政策，而且在第三产业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浦东独享的新的功能性开放政策。

　　所谓功能性政策，就是针对当时我国对外资进入的领域限制、产业限制、经营限制和其他限制，按照国际惯例和国内现状,允许在浦东突破上述限制的先行先试。

　　例如，允许外资银行在浦东经营人民币业务、建立财务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允许外国企业在浦东新区开办百货公司、超市；允许上海证券交易所为浦东开发开放自行审批发行人民币股票和B种股票；允许在外高桥设立中国开放度最大的保税区，等等。

　　正是在中央这些政策的支持下，浦东新区率先进行了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建立中外合资保险公司、外贸公司和零售商业企业等试点，把对外开放扩展到金融、贸易、电讯、会展、旅游以及律师、会计、咨询、教育、医疗等服务贸易领域，这些当年领先于国内其他开发区的功能性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浦东构建金融中心的步伐。

　　“当年朱镕基总理看了我们呈递的发展研究报告，非常的高兴，之后很快就有了当年的国务院61号文件。为陆家嘴金融中心的建设开启了政策之门。”杨周彝提出，成都可以根据自身的区域特色，构建各种要素市场，比如，西部矿产资源交易所、特种农产品交易所等等。

　　金融中心的指标体系

　　打造金融街，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但是一个成熟的金融中心，却有着复杂的指标体系。其中，国际化程度、金融市场规模、人力资源、政策与基础设施、以及人力资源是构成这一指标体系的五大要素。在记者获得的一份由上海证券交易所高级研究员王风华博士提供的报告中显示：2006年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的辖区金融统计表中，成都市的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和前几个城市仍有不小的差距。而在另一个方面，在内资企业投资环境排名中，成都在西部58城市排名第一；此外，拥有40多家高等院校的成都市，在高等教育资源的排名中，不可小觑。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出具的全国各大城市的投资环境排名中，成都在人力资本和技术单项中排名第三位。

　　但成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方面则较小。2006年，成都市实际使用外资为7.6亿美元，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第10位。排名前五位的深圳、广州等城市实际使用外资均在20亿美元以上。

　　以伦敦金融中心为例，王风华提出，一个成功的金融中心的核心要件包括高质量的人力资源、高质量的人力资源环境、监管环境、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衔接、商业活动的基础设施、与客户的距离、公平公正的商业环境、政府的支持、企业税收制度、公司的运营成本、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的提供、生活质量、文化与语言、商业地产的质量和供给以及个人税收制度。

　　有鉴于此，与会专家给成都市建立西部金融中心开出的建言是：培育西部金融机构，积极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形成区域金融机构聚集金融街的格局，打造区域金融市场中心；利用成都教育资源与国际一流金融机构商学院合作打造中国金融培训中心；围绕金融服务后台的战略定位，培训金融人才；鼓励金融机构合作创新，打造西部的PE中心，探索西部企业股权交易平台模式的建立；探寻与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合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