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地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实录)

　　2008年9月26日至28日，第二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暨世界经济论坛第二届新领军者年会在天津滨海新区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下一轮增长浪潮”，在全球经济低迷、次贷风波愈演愈烈之际吸引了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名代表共话全球经济热点问题，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案，下面是搜狐财经现场发回的报道：

　　主持人（安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James S.Turley）：今天这场论坛的话题是超大地区，我们一般谈经济增长经济活动一般谈物价，很多年一直是这样，我们谈金砖四国，美国欧洲国家或者欧盟联盟，但是现在又有一个角度，畅销书的作家佛罗里达先生提出一个观点，“真正力量推动经济不是国家而是一种单位”，他所说的超大地区，我们不应该想119个国家怎么样，而往四个超大地区去想看它们如何，他们贡献了超过三分之二的GDP，创新超过85%是世界范围内，而仅仅使用全世界人口的18%而已都集中在这些地区。

当很多经济员、设计师和金融专家都集中在一块儿经常碰面，有很多创新的想法迸出交流，天津达沃斯是一个类似的现象，应该多一些金融巨头碰头。

　　今天的贵宾有代表企业、城市和政府的，我们一一介绍一下。

　　Christian Sautter（巴黎副市长）：我来自巴黎，曾经做过财政部长，我现在主管巴黎超大地区的国际吸引力问题。

　　Steven Dobbs（Fluor Corporation集团高级总裁）：大家好，我叫Steven Dobbs，我28年来一直主要做的是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工、发电、交通运输、替代能源，特别是公司业务。

　　Antonovich：我是洛杉矶现官员，以前在加州州议会当过议员，我分管210万的人，我做了28年，有225亿美元的预算，我经常和国际贸易做有关的工作。

　　Takenaka：日本金融服务和经济方面的部长，我并不是最好的人选来讨论这些问题，我代表日本官员讨论一些话题。

　　主持人：不知道各位是否愿意谈一下这些超大地区经济怎么影响世界经济？

　　Christian Sautter：这个实体的经济特别是竞争力问题，距离短，同时有一定量的创新活动，这是至关重要的。

　　主持人：基本条件怎么去造成？怎么去促使创新？

　　Christian Sautter：我说的创新是一个例子而已，并不是二元对立，地方和中央并没有冲突而是合作。五年前政府做出一个决定，要做几个大的工业集中去，在我们的地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合作已经造了七个工业集中去，有通信，有生命技术，有金融，有产业集中区。所以地方和中央政权要有一定的平衡，不是地方政府什么都可以做到的，而在美国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在金融方面影响力不大，也不是什么都能做的。

　　主持人：日本是怎么看的？

　　Takenaka：总体来讲东京有很大的潜力，包括横滨和青叶两个城市有巨大的增长潜力。佛罗里达先生提出一个问题，把各种元素作为创新的源头，在这个意义下超大地区可以集合资本、技术，东京和横滨地区具有很大的优势。从财政专家从宏观角度上来讲，会有一方的压力，但同时也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如何分配收入是一个问题。对于农村地区的人，他们有一定的嫉妒心态，希望有一部分收入再分配到他们内部的农村地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需要我们讨论。

　　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我谈到创新收入的再分配问题，佛罗里达教授有这样一个观点，不再转移财富从超大地区转移到地区以外，这对世界经济的未来很必要，因为在他看来这些超大地区是生产效率远远超过其它地区作为世界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所以他觉得很多政府政策起到负面的作用，转移了他们的部分财富转移到其它地区。洛杉矶地区是十大超级地区之一，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Antonovich：经济政策也会影响到地区经济发展，我们是一个港口城市，总活动量排名世界第五，墨西哥要盖一个港口，洛杉矶港口越来越堵，降低税收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主要是税收方面的激励和管制的压力最终影响企业的生存。

　　主持人：请问Steven，世界新出现的领军者，企业怎么看新领军者的问题和超级地区的问题？

　　Steven Dobbs：我个人是做建筑出身的，以前和这些管建筑项目的监管部门交往很多，可以看出如果能定下一个长期地区政策，一直维持下去就非常好容易，在天津我们本来是在空地进行规划，而不是像巴黎、洛杉矶要做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取代原有的设施，我的经验代表对超大地区看法的经验，美国很西欧，政策从市到县到省几个层级，现在有一些超大地区政府层级太多，尤其目标会产生冲突，不一定考虑到整个超大地区的问题。另外这些超大地区的人口很多，有很多看法，佛罗里达教授很明确的支持人口集中在一个小地区，他的核心观点越能碰头越能擦除各种各样的火花推动本地区的创新和经济发展。

　　Christian Sautter：我们在巴黎这个大地区也有一个自己的主打计划，希望20年内有更好的发展，在这里我们就强调密度的问题，因为现在汽油越来越贵，我们各种各样的必要性就显现出来了，我们需要更好的保护环境，我们需要有中型城市，比如有大概一千万左右就算是中心城市，我们要强调这种密度的问题，在美国有它自己的模式，城市离得都很远都是通过汽车来相互进行沟通，我觉得这样太浪费了，好像这个问题也用不着抱歉，这是发展的过程。刚才提到密度的问题，而且讲话当中也提到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需要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基础设施，的确如此，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模式，这里会涉及到交通的问题、交流的问题，另外还有商品的移动问题，所有这些在发展过程当中都是我们需要考虑到的。我觉得每个人都必须要记住，如果你要是做过头的话也许走向另外一个方向相反的方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就必须要能够注意到这一点，我们还要能够考虑到你在改变这个模式的时候是不是有足够的资源，尤其是在金融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现在有很多的地方人的密度都是非常大的，所以你在鼓励不同的城市发展的时候就要注意到这一点。新的地方在发展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就要更好一些。

　　主持人：刚才Takenaka先生谈到基础设施的问题还有别的问题，还有其它重要因素吗？

　　Takenaka：我首先谈一下东京人口密度的问题，东京是一个密度非常大的地方，但是它真的那么大吗？如果跟首尔比较一下，首尔的人口密度比它还要大。我们现在已经经历了很长的发展阶段，但是发展泡沫破裂之后会发现这些人口情况又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这个也可以说是人在发展过程当中一个比较正面的发展，比如我们有更多的人更加注意到照顾他的孩子，还有人愿意住到城市当中，所以经济发展也会引起这些变化。比如能源效率使用的问题也可能会使人聚集到一个地方，我们刚才在讲话的时候也提到了一点，现在我们也在讨论人口的密度问题和创新之间的关系问题，我实际上在讲话当中已经提到了这一点，我们最近也意识到创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尤其是在东京这个地区更是如此，同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创新需要我们有一种开放的态度，这个地区非常开放，它开放与否实际上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决定了以后大的地区超大地区的发展情况。

　　主持人：想起人口密度这个问题真是很有意思，有很多人都谈到这个问题，另外今天开会本来还有一位深圳的市长，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中国大概有两亿农民会从农村移到城市当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一种共同的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有什么样的创新办法才能解决中国的超大地区问题呢？Antonovich先生在政府工作很多年了，在超大城市当中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它不仅仅是像洛杉矶这种大的地区，像你所在的大的地区不仅仅是县、城市，还有大的地区，你觉得一个政府应该怎么样做呢？

　　Antonovich：当我们说起人口这个问题的话，在洛杉矶地区有80多个小的城市，达到130多万人，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一个标准，额中情况下必须达到一种平衡，考虑到每一个不同地区的情况，而不能采取自上而下的做法。我们谈到空气质量问题，谈到工业问题，南部城市的空气监督委员会，我们在这里先建立起一个框架来保证空气的质量，这个委员会对于长期来说会起很大的作用。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其它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每天大概都会有两万到两万七千辆机动车来回走，另外还有一些运货的大货车每天从洛杉矶地区出去。我们就必须要能够使洛杉矶还有周围城市能够联合起来，怎么样来使得这些货物的运输都能够比较顺利，同时又能够保护住大家的工作机会，同时也能够保护住我们空气的质量，帮助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这是我们的做法。

　　主持人：我们看到不同层次的政府，佛罗里达先生在他的书里面对超大地区进行了描述，在超大地区里面，各个不同的城市之间也有很多的进程，还有另外的城市，内部也有一些竞争，对于法国来说是不是也是如此？比如在巴黎大地区当中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你觉得政府应该怎么样联合企业共同考虑这些问题，如果创新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促进发展的方法，我们应该怎么样进行合作呢？

　　Christian Sautter：我觉得合作是两个方面，首先应该在交通伤进行合作，不应该光是建高速公路，我们应该有一些高速的地铁、高速列车，我们也应该在空中联系更加密切，这是我们进行合作的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可以进行合作，就是在住房上的合作，我们大家应该联起手来建立住房，同时还要能够使得盖的民房在工作的单位周围，要这样规划的话必须要有政府的支持。因为在法国对于大家的社会住房主要是由政府支持的，以后我们会有政治上的反对，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合作好的话，政府和超大区域之间应该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主持人：在美国有时候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也是有他们自己的目的，那么他们这种做法涉及到基础设施的问题，当然这么做会对基础设施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有时候在不同的地区当中也会有它自己的做法。

　　Steven Dobbs：的确如此，我们要考虑到这些模式的时候，要考虑到在不同地方的人口密度越来越大，我们现在比较成功的就要考虑它的基础设施，还要能够考虑到它的金融问题，还要考虑到它未来的发展问题，我们需要在做的过程当中能够找到更多的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至于说大城市，超大地区的成功问题，我们总是会考虑到交通问题还有基础设施的问题。我们资金主要是划在这两个方面，我觉得这些超大地区还应该考虑到一些除此之外的其它问题，比如说东京觉得自己已经能够达到自给自足的阶段了，对于超大地区来说是不是有足够的自然资源呢？你也可能会说这些超大的地区有更多的资金可以来解决它的基础问题，但是还是有一些其它问题需要考虑。

　　主持人：在座的听众有什么问题？

　　美国国际发展机构 提问：我想了解一下，随着发展中国家面对超大地区的趋势，他们所面临的机会和挑战究竟是什么呢？像墨西哥城、孟买地区、德里地区等等，它们所面对的挑战和机遇是什么？它们本身已经是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了。

　　Antonovich：首先所面临的就是政治的稳定性，要大量在这个地区进行投资，如果它的政治环境是不稳定的话，那么你的投资就没有办法得到保证，没有办法和其他人一起合作达到目的。

　　Takenaka：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对于很多人来说对于这些超大地区都是会带来很多的机会，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收入上的差别，我们必须能够缩小这种收入上的差别，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政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另外他们可能还会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缺少基础设施，这时候就需要融资，怎么样去进行融资呢？这些都是他们面对的比较大的挑战。

　　Christian Sautter：我认为规模是规模，还要考虑到质量，超大地区不仅仅是经济规模大的地区，也是有一定的生活水平保障在里面，有一定的创新活动在里面。除了东京以外，其它的一千万个人我认为是最理想的人口规模，促进技术的开发和相关的公司来组成，如果超过一千万基础设施、教育和经济发展都会停止。

　　主持人：刚才提到一千万，东京地区有5500万，美国波士顿到纽约到华盛顿这个走廊有5400万，我们这边说的只是几个超大城市当中的几个地区，我并不是支持这个观点，而是说佛罗里达教授的主要研究成果觉得这些超大城市之间的联系很密切。

　　提问：我想做一下自己的评论，刚才提到的这个概念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概念20年前的一个概念，那就是竞争力和竞争优势这个概念。我们这边提出这个概念就要去研究怎么样得到这个优势，超大地区也不是因为政府做决定要搞一个超大地区，而是因为政府是相对独立的地位，而且它们的成败取决于他们自己能做成一个核心成为利益集中的地区，可以集中很多关键类似的知识分子阶层，不管本国其它地区发生什么，文化价值观怎么样，可以自己作主，而超大地区有一定的独立性，是比较有保障，我们在发展中世界很容易觉得自己要搞一个超大地区，通过基础建设国一个超大地区，基本条件就是独立性。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概念，让几个精英聪明的人碰头才是正道，政府不能通过措施来建立一个巴黎，不是政府决定才是一个超大地区。说到土地规划方面等等很好，但是最主要的条件就是独立性。

　　提问：你们怎么看待城市的长期规划目标和短期的政治任务和领导人的政治考核呢？

　　Christian Sautter：这就是一个难题，我们巴黎地区正在谈这些问题，我们的宏观规划应该怎么怎么样，如果不看基础设施更好说这个问题，起码需要做三十年五十年的规划，规划期必须这么长，必须做长期计划。教育也是如此，各个大学实验室研究开发的地区，规划期不能是五年十年，需要做长期计划。具体的操作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如果规划得很死的话就会失败，这是我们过去一些地方的经验。同时如果没有任何风险的话，同样很容易迷路，效率降低，就是我的看法。

　　Antonovich：我们成立了经济发展公司，代表整个县，同时也参加公共决策，我们都参加决策，我们需要自下而上的决策过程，有各个利益群体和协会参加，主要是影响他们的立法，需要从基本的共识出发，而不是引起冲突的一个人说了算的决策过程。

　　Takenaka：我们东京地区以前做过一个宏观的规划，但问题是这一点一直没有实现，要看是怎么样的一个规划。

　　主持人：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的合作很有意思，据所知，Steven你们公司主要活动领域之一是做合资融资项目。

　　Steven Dobbs：刚才这两位我完全同意他们的看法，需要做长期规划，有些时候民主产生的政府很难做长期规划，因为他们的任期就这么短，需要表扬法国这方面做了很多长期规划，比如核电、高速列车，如果看一个大地区的长期成功可以说是独立于政府，但是有一个必要条件是长期的基础设施规划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不妨看一下法国的经验。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需要长期的政治稳定才能进行一定的基础设施，但是同时我们需要洛杉矶，你可能以为我们政治很稳定，但是超过两到四年的任期就需要一定的政治稳定，如果有不稳定的政府每二年每四年每个大选后换一个政策，结果是公司合作公司融资合作也是这样的，私有部门希望政府明白长期的收益，如果政府只是看二年或者四年甚至任期的话就很难签订一个长期20、30、50甚至于90年的融资协议，保障投资者的信心，所以这还是需要回到刚才提的长期规划至关重要，同时也需要政治稳定，而且稳定需要长期到你最后能够回收你的投资为止。

　　加麦隆市长：怎么在这些超大地区处理土地管理这个问题？光说东京地区就占日本24%的人口，而东京地区只占日本国土的4%。

　　Takenaka：这不是我在东京市政府负责的问题，我知道这是一个头疼的问题，特别要看每个国家地区的治理框架。在东京强有力的土地产权制度，哪怕政府要怎么怎么样，很难去改变土地的使用情况，所以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他们可以提出一些指导性的建议，东京政府可以建议这块土地这样用而不是那样用，只能做这么多。同时私有部门有自己的发展计划，有时政府会通过一些激烈的机制去实现它们的土地使用和稳固，但是这方面还是比较弱的。刚才提到东京作为一个好例子，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强有力的各种管理机制是可以控制和管理使用。尽管如此，东京变化很快，土地的价格也发生变化，再结合一块土地价格上涨这种市场机制就可以让人们更有效地使用土地。

　　提问：我是1981年成立洛杉矶县经济发展公司，我们现在有几百个政府部门、教育机构和企业头参加工作，就像佛罗里达教授所说我们是一个超大地区，需要更大规模的规划。光一个县实施18大经济，我们的州是世界第八大经济，我们最近成立一个私有部门主导的领导力委员会，这只是一个例子，我们也在鼓励私有部门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县的很多活动集中在气体排放、自来水工业，这些都是远远超过个人或者个别城市范围的领域，希望政府部门和私有部门携手处理这些成长问题。

　　主持人：刚才说的很有意思，很多政府不会因为超大地区的出现改变自己，所以只能由私有部门出来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Christian Sautter：私有部门应该发挥主要作用，长期来讲应该有一种三角的关系，私有部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佛罗里达教授说超大地区是富裕的很灵活的应该很自私的，不应该转移任何财富到其它地区，这个观点恐怕政治上完全不能接受。

　　主持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世界，世界公民对于这个国家已经不像以前联系那么紧密了，但是对当地超大地区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那么这些大的地区在推动着他们对于未来的期望，决定着他们以后的成功，不同地区之间还有人员的交流。国家的概念在公民概念当中越来越淡漠了，Takenaka先生觉得怎么样？

　　Takenaka：刚才Steven Dobbs先生提到我们地区收入的再分配，绝对是需要的，从政治家的角度来说也是这样的。从佛罗里达教授的观点来说需要重新定义，拿日本的情况来举例，现在在日本有一千多个城市，另外还有50左右的县，这是我们的整个系统。一共有50多个县，在50多个县的基础上可以组成10个左右的省。这样的情况来说，我们应该在这样的情况下讨论一下这个收入的再分配是怎么样的，我们的确需要收入的再分配，同时我们也需要能够重新了解一下政府的概念究竟是什么。

　　主持人：我们现在再回头来讨论一下国家这个概念，大家可能进行了很多这方面的讨论，安永公司在全世界140个左右的国家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我们也相信在不同国家提供的服务应该是不一样的。很多方面我们作为安永公司的组织围绕不同地区或者不同业务来组织，也不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还是有自己的核心业务，这也是这些公司在全球范围之内不断发展时的一种做法，大家在全球化传统的国家界限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你们觉得怎么样？

　　Steven Dobbs：的确如此，跨国公司不会把自己和一个超大地区或者某一个国家联系在一起了，这个主要是要看您所在的市场，那么你的公司是一个服务的公司，当然你就需要来用你自己的观点来看待全世界。现在许多公司属于跨国公司，在全世界的市场上都有自己的产品，因此考虑到不同的地区。另外有基础设施跟服务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更局限于某一个地区的，更需要考虑到这种当地的市场。我们必须了解到这个市场是怎么样的，作为跨国公司不是主要把自己局限于这个地区，而是考虑到各个地方不同的情况。

　　提问：现在网上有很多的创新，有各种各样的远程会议、视频会议等等，所有这些创新对于超大地区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超大地区往往是创新的中心，各位嘉宾怎么看网络的发展影响超大地区？

　　Christian Sautter：我觉得有网络之后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交流，但是我们还是需要面对面的交流，就像我们坐在这里一样。我们需要能够跟我们认识的这些人坐在一起进行面对面的交谈，面谈之后可以交换邮件地址、电话会议，但是我们要注意大的陆地，我们有超大的地区，另外我们还有不同的大陆，由美国大陆，有亚洲大陆，提到中国的时候提到中国的大地区并不是说把深圳和上海加起来就可以了，在欧洲还有欧洲大陆。我觉得我们需要有更大的空间，这些大的空间对于我们来说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有作用的，我们需要有监管，需要大家团结一致，另外我们还需要有一些长期的规划。

　　主持人：我觉得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一块陆地大陆的发展，而不仅仅是一个超大地区的发展。当然我们要考虑到在非洲大陆也有很多的人口，也要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关于因特网和超大地区的关系还有什么评论呢？

　　Takenaka：实际上我们可以从日本公司的角度说一下，由于有了因特网，交流成倍的增加，我们也可以让人们直接面对面在一起交流，当然我们现在也面临着电子化的革命，这一点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能够使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有更多的交流，这也是为什么超大地区变得越来越重要。

　　提问：我来自一个律师事务所，我在这里想了解一下在律师事务所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起什么作用？比如我们在这里涉及到标准的问题，还涉及到政治稳定性的问题，还有项目本身的经济成本问题，比如我们在管理一个项目的时候可能有22年—25年专门的条款我们应该怎么样专门协定，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

　　Steven Dobbs：你知道你做了这个项目需要有回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涉及到政治上的一些问题。

　　《中国企业家》杂志提问：现在社区或者团体这个概念比一个国家的概念好像更重要，现在有许多的因素在全球不断变化的世界当中已经发生了改变，我想知道这种情况下怎么样能够保持住你文化的特性同时吸引有知识的人到经济的超大地区，一方面经济非常重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文化的问题、内部问题也许更重要。

　　Antonovich：我们谈到文化的问题，是不是洛杉矶更有说服力，洛杉矶总是被当作一个大熔炉，在洛杉矶加起来有来自100多个国家不同地区的，我们在这里有不同的民族，讲着不同的语言，比如在菲律宾、墨西哥、圣沙瓦多等等，可以说43%的企业都有在亚洲的合作伙伴，亚裔美国人现在在美国可以算是在洛杉矶是第三大团体了。在这里我们这个县当中在我们洛杉矶地区当中就有很多机会是我们能够参与到经济上从其它方面都能参与到国际上各个活动当中来，所有的机会都会对我们的贸易、工作的机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在这个地区很多亚洲、非洲还有西班牙语裔的市长在一起工作，像一条丝绸之路，在这条丝绸之路上有内蒙、乌鲁木齐等等，在这样一个大熔炉的环境当中我们特别需要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我们需要有监管有非常好的税收政策。同时需要要有非常好的就业机会，需要能够保证竞争力，我们的人口实际上促进了我们的竞争力，多样性的人口促进了我们的竞争力，给我们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Christian Sautter：在巴黎有一些历史的文化，同时也有一支在活跃着的不断变化的文化，在文化不断发展的活力也就是文化不断创造的过程和经济发展的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希望两条线作战，一方面我们能够吸引到更多的艺术家，同时我们也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商人。安永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它研究的就是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城市，我觉得这个做得非常好。

　　提问：我来自建筑公司，也是全球性的跨国公司，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一种思维，现在在中东地区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很多新的城市，规划了很多新的城市，政府希望能够学习西方的经验，学习西方的民主，整个地区的经济在不断发展，一方面传统城市当中的经济也在不断发展，人们进行不断的投资，以便能够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大的城市得到进一步发展。这种情况下超大地区的发展如果要考虑到投资环境、政治环境的话，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你对这种超大城市超大地区的发展会提什么样的建议呢？

　　主持人：我觉得要做的就是自力更生，不能从欧洲、美国去抄袭，你要考虑到你自己的文化、经济还有你自己的经济资产、经济财富，你要做自己，要发展自己的大的城市，要能够充分利用自给经济的发展。

　　Takenaka：我觉得有一点我刚才提到一点要有开放性，刚才提到开放性的确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方面应该是开放要接受各种各样的资源，这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来说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主持人：我们在这一段当中进行了很多发人深思的讨论，刚才中国的这位记者也跟我们说现在出现了很多的变化，我们怎么样能够重建这些政府，怎么样重新组织这些企业，我们在这里涉及到各个方面，涉及到政府、公营部门、私营部门当中各个方面的人，因此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想一想佛罗里达教授的说法是不是站得住脚的，超大地区的发展对于我们以后的发展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但是不管怎么说都会发生很多的巨大变化。感谢各位参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