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区重新布局 深圳再向何处去

　　中国特区重新布局 深圳再向何处去

　　2008年07月16日15:02来源： 我有话说　查看评论(0) 好文我顶(0) 原题：深圳特区成立25周年：中国特区重新布局 原载于2005年9月1日《中国新闻周刊》

　　在深圳特区成立25周年之际，中央开始对改革试验区重新布局

　　8月26日，深圳特区成立25周年。

　　据本刊了解，今年6月2日刚刚当选的深圳市长许宗衡，当月即来到北京，就深圳申请“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一事，继续向掌握“十一五规划”大权的国家发改委展开斡旋。深圳申请的核心内容，除了要求对体制改革拥有“先行权”外，还包括“深港一体化”设想。

　　在向国家发改委申请“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报名时间表中，深圳排名第一。但是，最早获得批准的却是上海。6月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8月23日，天津滨海新区管委会主任皮黔生透露，该区的“先行先试”已经开始。

　　消息人士说，在国家发改委正在制定的“十一五规划”中，类似的新区或许有8个之多。除了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深圳，还包括东北、中部、西南等地区的其他5个城市或地区。此前有媒体评论说，深圳、浦东、滨海3个体制改革先行区域，将给中国经济的3个领头羊——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注入新的活力。现在看来，设想可能更为宏大，“试验区”由南方4特区，扩展至沿海一线，进而深入中国腹地。

　　而另一方面，改革重心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说，“此前深圳是以开放拉动改革，现在走体制创新之路，浦东、滨海，莫不如此”。

　　深圳求变

　　80年代，在仍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当时的深圳成为一块“飞地”，它可以试行一些带有“市场性质”的新事物。同期成为特区的，还包括厦门、珠海和汕头。但25年之后，在改革方面活跃至今的只剩下了深圳。

　　25年来能一直为全国所瞩目，是因为深圳诸多的“中国首创”。上世纪80年代，深圳率先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尽管当时曾遭到诸多非议，但随着时代的进步，“深圳口号”渐入人心。

　　邓小平南巡之后，深圳改革开始“系统升级”。随着华为等一大批高科技企业崛起，此时之深圳，已非过往10年靠“三来一补”挣钱的深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内数以千计的开发区受到冲击，而深圳无恙。此后，“产业升级换代”开始成为很多地方领导的常用词汇。

　　“在这方面深圳功不可没，它的确起到了特区应有的作用”，石小敏说。

　　同时，深圳还在口岸体制改革、自销行政审批权、财政采购制度和执法队伍统一等体制创新方面走在全国的前面。

　　然而，深圳的优势并非终身制的。在濒临香港的地理优势以及政策优势开始递减之时，为长远计，深圳开始试行更深层次的体制变革。其中，政府的“行政三分”变革最受关注，但后来却被广泛认为是“叠床架屋”。

　　“实际上，‘行政三分’改革的深层次背景，是深圳担心 ‘被抛弃’”。一位深圳媒体的资深编辑说，因此他们急切地推动体制创新。

　　2002年底，一篇名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文在当地乃至全国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时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还专门与文章作者展开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对话。

　　当时的背景是，深市与沪市在主板之争中已显下风，2000年深市停止新股发行，央行大区分行选址广州、深圳争取平行地位未果。一些银行和公司准备将总部迁往上海。深圳背靠香港、面向全国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地位受到削弱。

　　随后，深圳提出“率先进入WTO”的口号，又在2003年和2004年，连续被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泛珠9+2”所消化。

　　最近几年一些举措出手不顺，深圳开始修订原来的规划。去年春天，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宣布深圳推迟现代化的脚步，目标从2005年延长至2010年。这被认为是深圳经济从追求数量转而追求质量的一个标志。伴随着这个转变，深圳积极申请“先行权”。

　　新区新路

　　相形之下，浦东新区报批“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则顺利得多。浦东方面的权威人士透露，浦东是在获悉深圳已经申报之后，抢到了“先行权”。

　　但在2005“改革年”的夏天，和浦东新区同样吸引眼球的，却并非深圳，而是成立11年来一直默默无闻的滨海新区。

　　6月初，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天津滨海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随后，天津市委机关报《天津日报》连发7篇文章，论述滨海新区对天津、环渤海地区乃至中国的巨大意义。6月24日～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天津，并专程前往滨海新区调研，更激发了天津人的热情。随后，天津市的一些主要领导纷纷发表讲话，强调滨海“先行”。

　　与天津方面的高调不同，浦东方面一直非常低调。他们只在今年4月浦东新区成立15周年前后接待了一批媒体访问，而6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浦东“先行”之后，浦东政府再未就此事接受媒体采访。

　　15岁的浦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滨海新区拥有大量土地且地价相对便宜不同，浦东每亩土地的开发成本已在60万元以上，在这方面，浦东和深圳类似”，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秘书长杨周彝说，“滨海新区可以继续发展制造业，但浦东只能走服务业的路子”。

　　但是，“上海方面也很担心，前些年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居然开始下降了”。曾于2003年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一同前往浦东调研的石小敏说，“我们当时得出的结论是，行政垄断领域的改革没有跟上” 比如金融体制。

　　症结何在？此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清泰(原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在一次研讨会上对本刊说，表面看来，中国加入WTO后最大的压力在产业和企业，而实质最大的挑战则是体制转轨和政府改革。浦东、以至未来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从体制改革和创新上寻找动力。

　　改革的逻辑不难理顺，上海方面的试点方案中，就明确提出“一分钱不给，一个项目不给，一条财税优惠政策不给”，把重点放在体制创新上。

　　具体到怎么改，据媒体报道，浦东方面已经给出了10条意见，其中最核心的三条是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金融体制改革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除了沪深两地的改革思路，制造业突出的其他新区也有不同的改革方案。例如，滨海新区就在试行产业投资基金试点，把社会资本变成产业资本，让众多百姓成为“小老板”。

　　学界早已指出，改革应转入“深水区”。因此，新一代“特区”或“新区”可谓重任在肩。新一轮试点布局，不仅是在空间上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地延伸，更为重要的，它的发展动力不再重点来源于政策或财政倾斜。

　　中央提供给新区的，更多在于体制创新空间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