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积极主导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上证观察家

　　现在是中国参与并积极主导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最佳时间窗口。中国可以拿出一部分“真金白银”来帮助稳定欧美金融体系，但必须谋求与经济实力相称的经济话语权，积极主导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改变在国际金融体系与机制设计中的地位。

　　体系变革往往是由一连串的事件引爆的。如果没有持续发酵的次贷危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显得如此迫切。笔者曾经提出，把全球金融体系的安危系于美国一身既是历史赋予美国的机遇，更是一种危险的游戏。现在，这场游戏终于被人玩过头了。看来形势的确比人强，美国在自己一手酿成的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威胁到全球经济安全，无法独撑既有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时刻，终于稍微放低一点身段：一方面，通过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放出改革风声，拟组建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南非在内等主要新兴经济体在内的适应21世纪需求的新多边体系；另一方面，布什总统在与萨科齐会晤后终于同意召开主要经济体峰会，改革金融体系。巧合的是，即将由中国主持召开的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也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列为首要议题。可以说，现在是打破美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垄断，建设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秩序的最佳时机，也是中国参与并积极主导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最佳时间窗口。

　　长期以来，由于全球欠缺一个建立在制度化和持续性基础上的沟通与协调机制，被美国和欧盟控制的世界三大经济组织在维护世界经济与金融稳定方面近十年来碌碌无为，尤其是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主要协调者与危机时刻的最后贷款人——IMF，某些时候甚至充当了干涉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的工具，建设有利于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国际金融秩序一直难有实质性的突破。

　　本来，在欧元诞生的世纪之交，国际金融体系就应该改革。但是作为既有国际金融体系设计者与主要受益者的美国，尽管深知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比重不断下降，尽管凭借一己之力维系既有国际金融秩序的有效运转越来越力不从心，却担心一旦启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自己将无法保持在该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也许会降格为与德、法平列的一流国家而非超一流金融强国。于是，美国不断强调强势美元政策将延续，以增强各国对美元支付体系的信心与依赖，另一方面巧妙地发动了科索沃战争，通过点燃欧洲火药桶，给刚刚出炉的欧元当头一棒，欧元也因此陷入低迷，美国得以继续掌控世界经济。

　　然而，美国的霸道与自私并不能阻止自身的衰退，由其一手纵容的金融寡头终于在2007年酿成了百年一遇的次贷危机。不过，即便如此，如果美国能够在此时认清形势，及时回收损人并不长期利己的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与主要经济体和有关国际经济组织一道，启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调动各国解决危机的积极性，或许次贷危机不至于演化成今天这样一发不可收的局面。但是，美国再次选择了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认为短期内美元危机的爆发缺少时间和制度性底蕴，没有哪个国家敢于轻易抛弃美元，美联储足可以充当世界中央银行。于是，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为了防止经济衰退，挽救陷入危机的美国金融体系，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资金。尽管短期内确实达到了对外辐射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分摊次贷成本的目的，但不断发酵的次贷危机如同艾滋病毒一样，摧毁了昔日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寂寞高手——华尔街金融寡头的免疫力，美国在为自己的自私买单的同时，也把各国拖入了这场可能没有赢家的全球浩劫之中。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经不以美国意志为转移地到来了。但历史告诉我们：国际金融体系的洗牌之日，也是主要国家之间博弈的白热化之时。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诞生势必要建立在现有美元体系的瓦解之上，而对长期处于占优策略独享“铸币税特权”的美国来说，放弃美元霸权意味着出让超级大国地位，这是他们断难接受的。因此，美国同意召开金融峰会也许只是权宜之计。笔者判断，美国可能出让一小部分权力，也会同意修改一些国际金融规则，但是一旦美国借助世界力量恢复了经济元气，拥有超强军事实力的美国，其霸权本质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好在美国现在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当年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时完全不一样，尽管美国依然是超级强权，但是今天，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欧洲在雄心勃勃的萨科齐的鼓动下，再也不甘于做主动陪绑的配角，欧洲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II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美国的暂时式微，欧洲的异常主动，对于致力于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中国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尽管人民币不是世界货币而使中国在此轮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缺少了一个重要杠杆。但是目前正是昔日优越感浓厚的美欧有求于中国的关键时刻，因此，当机会到来时，中国大可不必缩手缩脚，中国在承诺拿出部分“真金白银”帮助稳定欧美金融体系的同时，完全应该理直气壮地提出并实现自己的改革主张，打破只有发达国家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系统健康和稳定的迷思，拿出我们关于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机制设计范式。在具体的策略选择方面，应该积极寻求与欧洲和日本的利益交汇点，有效整合新兴经济体的力量与诉求，真正从世界经济的长远发展出发，重新界定国际金融机构的职能，构造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尤其是在至关重要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亟需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投票权基于经济规模的分配原则，重新审核基金份额、扩大基础投票权。力争在设计份额和投票权及其分配的过程中，既要反映已有经济规模的总量指标，还要前瞻性地考虑能够反映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的指标，从而保证制度设计的前瞻性和动态的公正性，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及相应的话语权。废止少数发达国家事实上的否定权，特别是要约束美国滥发美元的行为；并加大对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动和金融创新风险的监督和预警，以维护国际金融稳定。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