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
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凸显出以美元为核心机制的 “金融资本主义模式”和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大制度性缺陷，而此次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治理，也预示着全球金融体系将在复杂的调整中寻找新的平衡。
在过去的20年中，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经济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
如果说经济危机是一种生产过剩的危机,表现为社会产品超过有限需求,那么金融危机就是金融产品过剩的危机。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最大特征就是金融资本自由化和金融扩张。美国利用发达的金融体系导致大量资本在股市、汇市、债市、期市以及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循环流动。据初步统计，当前全球金融衍生产品总的市值超过了680万亿美元，是全球GDP规模的10倍以上，为全球提供了75%的流动性，大大高于各国通过货币创造的流动性（仅占全球GDP的11%）。从美国总资产及其主要构成情况也可见这种变化，美国在1945~1980年的35年中，虚拟资产只增长44.69%，而在1980~2006的26年中，虚拟资产却增长了453.00%，这26年的增长量是那35年的10倍，其中，金融和地产所占比重占绝大部分，在90%以上。
近20年来，美国一直在利用金融扩张延续经济增长的奇迹。人们都认为通过金融货币政策可以熨平经济周期，实现无衰退的经济增长。因此多年来美国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透支了美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但是资产价格的膨胀不是无限度的，非理性放大金融杠杆，令金融风险无限积聚，使泡沫破裂的灾难性后果超出了金融体系所能承受的临界点，原有的信用链开始断裂，进而引发银行危机、信用违约危机、债务危机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这种偏离价值规律的资本增值是导致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危机不可根除的根本原因。
危机也是对美国赤字经济的总清算。美国金融扩张是通过推行赤字财政和信用膨胀政策实现的。美国的赤字经济不仅表现为政府的双赤字，也表现为不断增长的美国公司、消费者和金融机构的负债和透支。
美国金融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双赤字的可持续性根源于美元主导的货币金融体系，而此次危机则暴露了当下美元主导全球金融货币体系的内在脆弱性。
在缺乏有效的国际合作和国际金融监控机制，缺乏区域金融风险防范救助制度安排，全球收支失衡持续、美元本位和美元长期贬值持续的情况下, 美国次贷危机显露的仅是更大的金融动荡的冰山一角。
短期来看，当前全球金融局势岌岌可危，对国际金融秩序进行全面改革的时机因为这场危机的加深而提前成熟。
10月下旬北京召开的亚欧首脑会议和11月15日即将召开的G20全球金融峰会，就是重建新体系的萌芽。可以预期，这些会议的召开将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制约主导货币国家本币扩张，建立多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协调机制以及平衡国际收支格局，这将对未来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全球金融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为全球化向结构均衡发展创造条件。
对于中国而言，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的直接影响表现为市场的剧烈动荡、资产价格的贬值和货币财富的缩水，但深层次的影响则是对中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模式的冲击。长期以来，中国以较高成本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所带来的资金和贸易盈余顺差(实物资源净输出)大多形成储备资产，又通过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等方式将资本输出，为美国的贸易赤字提供融资，造成金融失衡。中国应该以此次金融危机为契机，把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问题的解决统一起来，从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高度，将“促进发展转型，深化金融改革与维护金融安全”通盘考虑，思考全方位金融发展与稳定的总架构。
笔者以为，要从金融改革与转型的角度，全面推进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转型，因势利导进而推动金融体系由间接融资主导向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并举的结构性转型。另外要从维护中国宏观金融稳定和安全的角度，立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平衡，促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进一步融合。
反思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最大的警示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严重地改变了原有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结构，出现经济虚拟化和货币虚拟化特征。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应该进行结构性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不能仅仅关注实体经济目标（通胀、经济增长、就业、国际收支），还要同时关注实体经济和金融目标（金融体系稳定、资产价格稳定）。未来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该逐渐从单一实体经济目标（控制通胀或经济增长）转移到“经济稳定+物价稳定+金融稳定”的三重目标。
此外，在国际金融市场和美元周期调整时期，积极推进多元化的结构性调整，将外汇储备转变为战略性资产，通过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进一步融合，推动中国的产业并购和结构升级。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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