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以预见，危机过后的全球金融体系必将迎来更大范围内的监管变革，其中对资本充足率等杠杆比率的监管将被置于突出位置 ]
当前信贷和金融危机的发展超出了很多人的估计。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此次危机不仅将对未来的金融监管产生重大影响，也将影响到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实施。
回答这些问题离不开对这场危机原因和机制的深层次把握。目前流行的观点多数将造成危机的原因归咎于金融创新，归咎于信用衍生技术。但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此次危机的根源更多是实质性的，而非技术性的；更多是监管之“慢”，而非创新之“快”。其中财务杠杆的失衡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整个金融体系中，资本之于风险资产越来越不成比例。
当越来越多的住房按揭贷款、消费贷款、设备投资贷款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被转移到表外时，或许银行体系自身的资本充足率和杠杆比率仍然得以保持，但整个金融体系的资本充足率和杠杆比率实际上则在下降。证券化资本市场和信贷衍生品市场吸收了这部分资产，但它只是将风险在更大的范围内加以分散，而没有针对这部分风险增加额外的资本缓冲。如此一来，在不存在明确的监管干预的情况下，杠杆比率很容易突破极限值而不自觉，金融系统内单位资本所撬动的风险资产规模越来越大。最终，来自资本市场的些许风吹草动，都将迅速导致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化，触发严重的流动性危机，并进一步导致信贷紧缩和经济衰退。
杠杆监管的实质是资本充足率监管。资本监管的合理性就在于可以为不适当的风险激励提供一种制动阀。在自有资本水平必须与风险承担水平保持同步增长的前提下，金融机构要增加风险承担，一方面要面临资本融资压力，从而不得不降低其扩张速度，同时也因为强制性的准备金计提和资本充足要求，而必须准备面对潜在的资本损失。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抑制资本投资者过度开发风险收益、滥用非股权资金和社会信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资本监管不只重要，而是至关重要。可以预见，危机过后的全球金融体系必将迎来更大范围内的监管变革，其中对资本充足率等杠杆比率的监管将被置于突出位置。
一是资本充足率监管将得到进一步强化，实施新资本协议受到更多重视。危机有助于增强各监管当局对资本监管的重视程度，有助于全球各主要监管当局在实施新资本协议的问题上取得共识，进一步推动新资本协议在全球的更快实施。众所周知，在实施新资本协议问题上，美国一直持有不同观点，担心资本要求会影响到国内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的竞争力。现在应该是改变的时候了。就中国而言，实施新协议也将获得更多动力。
二是对证券化的监管会更加严格。从整个危机过程看，证券化的问题不只在于加速信用创造，更在于其中隐含的道德风险。当金融发放机构无需持有自己的贷款时，如何保证贷款的质量进而保证后续证券的投资价值尤其值得关注。这提醒监管者，在证券化的会计处理上，可能需要采取更加审慎的做法。
事实上证券化并非只有一种模式，美国以外的其他做法似乎更值得借鉴。比如德国的潘德布莱夫债券（Pfandbrief）就是很好的例子。不同于美国的证券化，潘德布莱夫债券不涉及次级贷款，发行后仍然停留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银行继续负有照看原始贷款的责任。有别于ABS债券和MBS债券，潘德布莱夫债券属于银行债券，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和监管要求。该债券的期限较长，估值更关注长期的持续价值而不是当前的市场价值。目前潘德布莱夫债券占德国债券流通量的２５％，在此次信贷危机中没有一笔违约。潘德布莱夫债券的保守和审慎，或许可以为将来的证券化监管改革提供一些启示。
三是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将更强调基本面。在金融创新方面的任何因噎废食都是不应当的。整体看来，此次危机与其说是金融创新的过错，毋宁说是金融监管的疏忽。危机也表明，对金融创新的监管未必一定要演变成某种形式的金融工程竞赛，着眼于基本面的监管实践可能更加重要。诸如财务杠杆、激励冲突、利益冲突等基本要素，应该成为金融创新监管的重点。
四是更加强调金融机构内部的风险管理。此次危机中，外部评级机构受到了广泛批评，他们的评级结果不仅误导了投资者，也因为对市场的笨拙反应而遭人耻笑。不过反过来我们也要问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整个过程中，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会对外部评级结果处之泰然、照单全收呢？
事实证明，不论外部中介如何发达，将风险管理外包出去都是非常危险的。在风险管理方面，外部评级永远代替不了金融机构内部的管理流程。为了能够有效甄别风险，并且反映自身的风险偏好，金融机构必须拥有审慎的、能够对外部变化及时作出反应的内部评级流程，保持在风险管理上的持续投入。（作者为浦发银行风险政策管理部总经理）
|
《变形金刚2》送票！ 张元首透露戒毒生活 王岳伦爆李湘胎教 令人惊叹太空步下楼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