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原所长赵海宽：
央行“瘦身”、“定位”30年与中国金融监管变迁（上）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中国金融监管变迁的30年。金融监管变迁实际上又可以简单地解读为，各种金融监管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不断被分离出去的过程。
就这些话题，《第一财经日报》、第一财经频道《经济学人》节目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任期最长的一位所长赵海宽进行了深度对话。
中央银行职能的需要
《第一财经日报》：财政和银行体系在中国经济体中的地位，改革开放前与目前有很大区别。改革开放以后，银行体系的地位提高了。你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改革开放之前与之后，银行体系地位发生了哪些变化？
赵海宽：改革开放以前，是大财政小银行，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太高。因为那时候银行的业务范围比较窄，只能对国有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企业有流动贷款、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固定资金特别多，对企业发展影响也特别大。流动资金是固定的大筐子里活动需要的一部分。银行只能就流动资金发贷款，这就决定了当时银行的地位不太高。加上银行的贷款政策，基本上是供应国营企业，在计划以内企业需要资金，银行好像都必须保证。如同一家工厂，如果生产承建，银行就类似财务管理部门。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银行在业务上突破只能发放流动资金贷款的限制，开始发放固定资金贷款了，另外，银行慢慢走向企业化，整个国民经济向市场化发展，银行的地位越来越高，在整个宏观调控中，在对企业资金供应和整个国民经济活动方面，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一财经日报》：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可能还是一个副部级单位，改革开放以后，来了新领导，也成了正部级单位？
赵海宽：我记得改革开放以前，国务院建立各部门时，整个银行体系就人民银行一家，等于是副部级单位。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要提高银行地位，明确银行是一个部级单位，并且还有国务委员任行长。后来，还有朱镕基副总理兼人民银行行长，这样人民银行的地位提高得很快。整个银行界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一财经日报》：开放之初，中国人民银行既是中央银行，又是商业银行。一直到1984年才考虑要改革这样的架构。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建立中央银行体制了？
赵海宽：人民银行首先从财政部里分离出来，是1978年。1979年开始，成立几家大的银行，比如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原来就有牌子，后来分离出去，正式成立一家银行了。还成立了国际信托公司，整个监管机构出现了。
金融机构增加以后，国家需要有一个对整个金融业进行调节管理的部门。1982年开始，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是国务院领导下统一管理全国金融的国家机关”，以此为起点开始了组建专门的中央银行体制的准备工作。
虽然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但有困难。因为这时候的人民银行，一方面经营着大量业务，现在工商银行城市一级的业务都由人民银行经营，另一方面又要管理、调节。我们有一句话叫，人民银行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几家银行业务交叉，政策就有矛盾，有矛盾就需要部门来处理、调节。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银行是矛盾的一方面，甚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调节和管理方面处在非常软弱的地位。这样下去就不行了，尤其是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国家需要加强宏观调控。
1983年就进一步明确中国人民银行转向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同时明确人民银行所经营的具体业务划分出来成立工商银行。1984年，工商银行正式成立，业务正式分离出去。这样，人民银行就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经营对企业、对居民的一般银行业务，专门经营属于银行的业务，对各银行办理发行货币，管理各金融机构，与各金融机构发生业务关系。
刚开始还是有过渡时期。刚（把这些业务）分离出去，人民银行有些干部还不太习惯。因为，过去没有过属于宏观调控的这种方式，证券、保险、金融机构等业务都包含在人民银行这一个机构。
所以，最开始还是保留了少量具体业务。
业务分离
《第一财经日报》：1992年，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成立，把监管证券市场的业务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你怎么看待这一段历史？
赵海宽：简单来说，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初期，所谓证券，特别是证券交易或者股票，那是“禁区”。1984年，各金融学会在安徽合肥召开一次会议。在会上我们的研究所部有十几个学生发言，提出要开放金融市场，建议发些股票。这在当时具有重大突破性，在国内、国际上反响都很大。
之后，理论界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理论一开始，实际行动也有了。上海，还有深圳、东莞，有一些地方就开始发一些股票，股票逐渐增加。在此基础上，有些地方开始成立地方性证券公司，股票开始交易。
上交所、深交所这两家证券交易所成立以后，中国的证券业进入一个新阶段，规范化程度也提高了。证券业在国民经济、在金融业中地位、作用越来越大。1992年，成立了证监会。
《第一财经日报》：整个金融改革的过程，就是各种不同的金融业务从央行不断分离出去。分离之后，你们有没有觉得不习惯？
赵海宽：对。开始工商银行分离出去，在人民银行内争论似乎比较大。因为整个人民银行绝大部分人是搞工商银行业务的，真正搞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业务的人是少数。证券业分离出去，倒还没有太大争论。当时大家还是比较能接受，这是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证券业，特别是股票，起伏很大，震荡很大。而银行业最希望稳定。如果银行跟证券不划分，证券频繁的振动，就很可能影响银行业的稳定。第二，证券业刚开始，规章制度也没有，对中国是个新事物，监管任务很重，需要一个专门机构来加强管理。我那时去美国调查，没想到原来美国证券业和银行业划分清楚，银行业绝对不准搞证券业，证券业也不准搞银行业务。我们刚从美国学来，划分证券业和银行业分业经营，证监会成立了。后来，美国又混业经营了。这实际上有一个发展过程。
《第一财经日报》：1993年，政策性的业务也分离出去了。能否再谈谈当时的情况？
赵海宽：政策性业务分离出去，也是一个重大突破。国有大银行，最开始叫专业银行，后来叫龙头国有大银行，也要走商业化道路。所谓商业化道路，就是走企业化的道路，就是国有的商业银行。
《第一财经日报》：要以利润为目标？
赵海宽：对，以利润为目标。这给它确定了发展方向，但那时候，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它的业务实际上分成两种，一部分是一般的商业银行业务，即它自己可能有自主权，可以考虑利润。还有一部分是政策性业务，给哪一家企业贷款、贷多少款，甚至连利率都完全由国家确定，这样就产生了矛盾。那时，在四大银行里，政策性业务占的比重不小。既要它走企业化道路，又要它赚利润，有一部分业务又没有自主权，也不能赚钱。现在的政策性银行是微利保本，那时连微利保本都不说，实际上是不赚钱的。可能还亏钱，贷款有时还收不回来。
《第一财经日报》：所以后来有很多不良贷款？
赵海宽：对。所以确定非分离出去。1993年以前，我们就提出这个问题，要成立（一类银行），最开始我们叫政府银行，后来改成政策性银行，把一般的银行业务和政策性业务划分开。1994年，政策性银行先后成立。它的成立也是一种突破：首先，使政策性银行业务更加有保证了。专门有三家银行经营这种业务，直接力量也大了，工作加强了。其次，一个最大的意义是，各大国有商业银行能真正走商业银行道路了。可以说，现在实现股份制，这都是前提。
（本文由本报编委杨燕青电视对话赵海宽录音整理成文，桐欣整理）
赵海宽
●1930年9月2日出生于陕西省绥德县
●195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
●1970年至1974年，在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做外交官
●1981年起，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所长
●1993年起，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还任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
●专著
《货币银行概论》、《中国金融业的大变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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