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官员激辩：第三季度之前货币政策过紧？-搜狐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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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国青：第三季度紧缩过度，第二季度事后看过度，第一季度以及之前没问题

　　易纲：政策调控需要有远虑，不能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

　　自2008年8月份尤其是10月份至今，中国经济的走势被很多观察人士称为“急转直下”。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下，市场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中国经济形势向下的一个重要拉动力是“外部需求”的大幅放缓。但也有部分声音认为，紧缩型调控政策放松过晚也是经济当下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何更好地认识2008年的宏观调控、如何总结经验成为市场热议的话题。2008年12月29日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召开的宏观经济研讨会上，这成为一个引起争论的话题。

　　货币紧缩是否过度？

　　梳理2008年上半年的货币政策可以发现，央行分别在1月、3月、4月、5月中旬各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在6月份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达到货币紧缩的高峰，累计从14.5%提高到17.5%，提高幅度为3个百分点。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认为，中国经济去年6月份的一些指标环比增长率已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7月份宏观调控可能就应该考虑减弱，甚至反向放松，可以说第三季度的宏观调控事先即可认为有明显的过度。

　　“过度，就是利率下调得太慢，央行利率下调速度和预期变化相比仍然较慢，市场利率下跌速度远快于央行利率下调速度。不过跟历史上央行利率下调速度相比，现在已经有很大改进。”宋国青说。

　　央行自去年9月25日开启了反操作，9月25日降息，并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但这次准备金率下调并不包含以银行业为主体的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和邮政储蓄。之后的10月、11月、12月连续启动了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的大幅调低举措。

　　如果从事后来看，2008年第二季度的宏观调控也许已经过度，但当时没有任何指标能够让大家在事先就看到调控过度。国际投行2008年7月份对2009年中国通货膨胀率预测达到最高水平4.8%，7月份以前通货膨胀预测是上升的，从宏观调控角度，如果共识性宏观预测通货膨胀率上升，显然应该增加调控力度。

　　“另外，美国CRB商品价格指数高点也出现在2008年6月，可见，如果说第二季度的宏观调控过度，也是全球犯了同样的预测错误。国内市场的预期也是如此，中国银行间市场利率在2008年7~8月达到最高，当时利率与预测2009年通货膨胀率5%是一致的。因此直到2008年6~7月为止，如果说宏观调控过度，那么宏观调控的偏差并不比市场预测的偏差更大。等到9~10月份银行间利率暴跌，这时再说6月份宏观调控过度，只是事后说的，事先我们并不知道。”宋国青说。

　　在讨论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则对去年第二、三季度货币政策调控过度的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对2008年前三季度的货币政策进行梳理：价格调控政策上，2007年货币政策加息6次，最后一次加息是2007年12月，但通胀的高点是2008年2月的8.7%，3月还在8%以上，而2008年第一季度并没有加息，当时市场对负利率的批评非常厉害，而央行只是通过提高准备金率来进行调控。数量政策上，准备金率央行2008年最后一次提高是在6月份，而上半年的外汇增长是很高的，准备金率提高所冻结的流动性远小于流入的流动性，流动性是整体过剩的。

　　有人说信贷调控，但实际上信贷调控距离要求差多了，2008年哪个季度信贷增长都是创新高。第一季度信贷增长是1.3万亿元，第二、第三季度都是1.1万亿元，增长非常均匀，前三季度已经达到了3.5万亿元，而信贷历史最高是2007年的3.6万亿元，现在第四季度大概也要超过1万亿元，全年将超过4.5万亿元，去年信贷增长比历史最高还高出许多。

　　“货币政策调控欢迎批评，但得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分解。事后可以做得更好，我把事实列出来，可以讨论怎样可以做得更好？”易纲认为，政策调控还是需要有远虑，不能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什么事情都需要考虑长远。

　　经济加速下滑根源是什么？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认为，进入2008年中国投资和出口的下滑实际是很平稳的，但整体的经济下滑在8月份以后出现了加速，主要是宏观调控尤其是货币调控力度过大，在经济增长已经发生内生性紧缩的时候，没有认识清楚中国现阶段物价上涨的特殊形成原因，把反通胀放在了首位，在宏观层面形成了经济下滑的助推力。

　　“例如，2008年上半年，在沿海出口型企业已经面临极大困难的背景下，仍然坚持贷款额度不放松，尤其是6月份一次性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导致一大批企业由于资金链断裂而停产甚至倒闭，还有部分企业不得不去借民间高利贷，撑一段后也撑不住了。”王建指出，所以在9月份以后贷款虽然放松了，但交易货币的主要代表M1仍增长不上去，从4月份的19.1％急剧滑落到11月份的6.8％，就是因为在大批企业倒下后民间或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信心开始动摇，因此主动性的收缩行为更强烈了，这也是经济增长出现加速下滑的原因。

　　对于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根源的讨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认为货币政策在什么时候转变以及转变力度如何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他认为将去年八九月份以来经济增长率的急速下降归结为我们过去采取了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失之偏颇的。

　　余永定以钢铁行业的分析得出结论，中国经济的急剧下滑主要是因为出口需求的急剧下降，投资需求增长率的下降也是重要原因。钢铁业是产量下跌最为严重的行业之一。从实际数据可以看到，中国钢铁的急剧下降和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急速下滑是密切相关的，中国钢产量由去年6月份的4700万吨下降到10月份的3600万吨，钢产量减少了23%，与此同时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更是急剧下降，这充分说明了钢产量下降与外需下降密切相关。更直接的例子是钢产量的减少到底由哪个因素决定，数据显示去年9月份减少的钢产量的53%直接来源于钢铁出口的减少。另外除了直接出口的减少外，还有间接出口的减少，因为钢铁要用在许多出口行业。总体而言钢铁出口减少对钢产量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是最主要的，大概占钢产量减少的60%甚至更高。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的下降对钢产量的下降也有重要影响，可以发现用于建筑的钢材产量确实有所减少，但减少程度与出口减少的程度相比相对较小。

　　余永定指出，从钢铁行业的分析可以推而广之，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的急剧下滑主要是因为出口需求的急剧下降，投资需求增长率的下降也是重要原因。所以总体上看，这次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可以说是外部冲击和紧缩政策叠加所致，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外部冲击。

　　在去年9月份之后，中国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余永定也认为，由于外需的直线下跌，中国出口增长速度急剧下跌，中国经济实现了被动调整，而且调整的力度超出想象，中国经济出现了“过调”。但他指出，应该明确，“过调”不是货币政策过紧所致，而是外部条件突然变化所致。所以应该说，当初的紧缩性政策没有错，唯一可以讨论的是政策放松是否可以早一点，放松的力度是否可以大一点。但同其他国家的宏观调控机构相比，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调整速度是相当快的。

　　评价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

　　2008年前三季度的紧缩性调控，是2003年紧缩性调控的延续。对2008年调控政策的反思需要放到更大的时间背景下。

　　尽管目前各方对2003年以来央行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有不同评论，余永定认为，2003年到现在政策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如果有些问题的话，也是在抑制资产泡沫和纠正贸易不平衡上政策力度不够。一个基本事实是：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实际增长速度高于潜在增长速度，2007年尤其如此。如果大家对此有共识，就必须承认，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理所当然的。

　　他总结了最近几年的经济形势和调控政策，2002年中国开始走出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通货紧缩时期，2003年下半年经济重新趋热，2004年经济更是明显过热。2003年第三、四季度央行开始执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2004年政府更是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抑制过热，“铁本事件”是当时的标志性事件。2005年前半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下滑，政府紧缩政策出现松动，2005年下半年经济重新发热，热度在2006年、2007年达到高峰。

　　余永定认为，为过热的经济降温是过去几年中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2008年上半年中国政府正在逐步实现这一目标。然而，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中国经济突然失速，通胀的威胁迅速消退。应该承认，中国经济增长的突然失速，是政府采取紧缩政策和全球经济突然急剧恶化两个因素叠加的结果。但是，我们不应该得出结论：政府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是错误的，政府目前的政策调整意味着过去几年以来，特别是2007年以来，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方向是错误的。

　　按照余永定的逻辑，中国式的经济过热极容易转化为生产过剩，这个特点是由“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所决定的，现在产能过剩问题再度凸显。王建先生2005年以来就一再呼吁警惕产能过剩，出人意料的问题是过去几年产能过剩并没有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没有出现，其原因一是重工业自身扩张吸收了一定的过剩产能；二是出口的高速增长；三是地产投资的强劲增长。

　　宋国青教授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过去几年的调控政策“只嫌太轻不嫌重”，如果紧缩型调控的力度更轻或者出台得更晚的话，当前各方面的危机更加严重。最简单的，说不定沿海的港口会积压更多的高价铁矿石。